五十
九月的重庆还浸在暑气里,嘉陵江的风裹着热气吹过校园,香樟树的叶子被晒得发亮,叶脉清晰得像图纸上的线条。邓鑫元站在机械与制造专业大一新生报到处前,白衬衫领口沾着薄汗,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皮肤上——这是他留校后当辅导员的第一年,红色的迎新横幅在他身后飘着,“欢迎新同学”几个字格外醒目。
眼前的新生们背着蛇皮袋、拎着旧木箱,有的家长扛着被褥跟在后面,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像极了四年前的自己。那时他也是这样,扛着母亲缝的被褥,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学费,站在兵工院校的门口,连大气都不敢喘。
“邓老师好!”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怯生生地打招呼,手里还攥着录取通知书,边角被捏得发卷。邓鑫元笑着点头,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口袋里的钥匙串——那串钥匙上还挂着当年学习实践部的办公室钥匙,铜制的环扣被磨得发亮,边缘光滑得能映出人影。他今年才二十四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青涩,站在学生堆里常被认错。有位拎着行李箱的家长拉着他问“同学,辅导员办公室怎么走”,他也不恼,笑着指完路,转身又帮一个女生把沉重的木箱扛到行李车上,肩膀被勒出淡淡的红痕。
作为机械与制造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兼大一辅导员,邓鑫元的日子被切割成了精准的碎片,像他画图纸时标注的尺寸,分毫不差。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他就准时出现在宿舍楼前,看着学生们揉着眼睛排队去早操,有偷懒的学生想躲在树后,一看见他的身影,立马蔫头耷脑地归队。课间十分钟,他几乎都泡在教室走廊,靠在栏杆上听学生讨论图纸上的误差,有时接过学生递来的图纸,掏出笔就着栏杆圈出错误:“这里的尺寸标注少了公差,就像螺丝少了螺纹,装不上的。”
晚上十一点,查完最后一间宿舍,他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教师公寓。备课到深夜时,桌上的搪瓷缸总泡着浓茶,茶叶是最便宜的散装茶,泡得久了发苦,却能提神。有时改作业到凌晨,窗外的香樟树影投在教案上,像跳动的墨点,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想起当年唐老师也是这样,在台灯下批改他的作业,红笔批注密密麻麻。
“邓老师来了!”这话渐渐成了机械系大一学生的日常暗号。他一进教学楼,原本在走廊里打闹的学生会瞬间站好,说话声都压低了几分;他往食堂窗口一站,正想插队的学生看见他,会红着脸退回去,乖乖排到队尾;有次他穿着运动服去操场跑步,几个在路灯下背单词的学生竟齐刷刷站起来问好,吓得他赶紧摆手:“别站着,继续背,我就是来跑两圈。”
“别这么拘谨。”有次体育课自由活动,邓鑫元拉着几个学生坐在看台上,手里转着个轴承模型——这是他带金工实习时亲手做的教具,金属表面被打磨得发亮,转动时几乎没有声响。“我像你们这么大时,还在堰塘边早读呢。”他指尖捏着轴承,说起高三那年谭云喜陪他练体能的事,说起自己第一次看见兵工院校校门时的激动,“机械这行看着枯燥,全是图纸和公式,可每颗螺丝、每张图纸都连着真东西。你们现在在纸上画的线,将来可能就变成机床的齿轮,变成汽车的零件,甚至变成飞机的发动机。”
学生们爱听他讲这些,比起课本上的理论,这些带着生活气息的故事更让他们着迷。有次专业课讲“机械精度设计”,讲到公差配合时,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枚旧钥匙,举在手里给学生看:“当年我宿舍的锁头,公差大到能插进两把钥匙,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后来我用锉刀磨了半个月,一点点调整锁芯的间隙,才算懂了啥叫‘配合间隙’,也明白了精度有多重要。”讲台下哄堂大笑,后排原本打瞌睡的学生都直起了腰,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手里的钥匙。
发现熊坤,是在第一次查寝时。别的宿舍堆满了新被褥和零食,有的学生还摆上了收音机和小说,热闹得像个小集市。熊坤的床铺却显得格外冷清,铺着洗得发白的旧褥子,边角都起了毛,床头放着个掉漆的搪瓷缸,缸身上印的“劳动光荣”四个字都快磨没了。最扎眼的是他身上的衬衫——袖口缝着块颜色不一的补丁,布料比衬衫本身厚,像片不合时宜的秋叶,在崭新的校服中间格外突兀。
“老师好。”熊坤站起来时,手不自觉地往后背藏了藏,像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什么。邓鑫元瞥见他手腕上的旧手表,表盘的玻璃裂了道缝,指针却还在稳稳地走,表带是用绳子绑着的,显然是断了之后临时修补的。
后来,邓鑫元总在食堂关门前看见熊坤。那时食堂里的人已经不多了,窗口只剩下些残羹冷饭,熊坤总端着个搪瓷缸子,打最便宜的素菜——有时是炒白菜,有时是凉拌豆腐,找个角落快速吃完,然后拿着缸子去水龙头下冲干净,匆匆离开。有次邓鑫元故意晚去食堂,远远看见熊坤站在桌边,把其他同学剩下的馒头掰碎了,泡在自己没喝完的菜汤里,低着头,喉结滚动着往下咽,动作快得像怕被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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