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6年的大巴山,春天来得迟,可六年级的升学压力,却比山间的潮气来得更早。风里刚带点暖意,白云村村小的教室里,空气就开始变得紧绷——每年的小学毕业考试,不只是升学,更是区重点中学的选拔,过去十年,整个水田乡能考上正坝区中学的,掰着手指头数都不超过十个。
“你必须考上。”陈老师把邓鑫元叫到办公室,老教师的手指在破旧的教案本上敲了敲,语气比往常严肃,“在乡中学读书,师资差、条件苦,想再往上考,难!区中学不一样,那是正坝区最好的学校,考上了,你才算真的摸到了走出大山的边。”
邓鑫元攥紧了衣角,用力点头。从那天起,他把“考区中”三个字刻进了心里。每天天还没亮,村里的鸡刚打第一遍鸣,他就爬起来,借着灶台里尚未熄灭的炭火微光背课文——《少年闰土》里的段落,他背得滚瓜烂熟;数学课本上的应用题,他一道一道反复算,直到能闭着眼睛说出解题步骤。放学后,其他同学背着书包往家跑,他却留在教室,趴在石块支的课桌上做题,直到看门的张大爷提着马灯来催:“鑫元,天擦黑了,山路不好走,快回吧!”他才收拾好书本,揣着没做完的题,借着马灯的光往家赶。
晚上,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他趴在炕桌上的身影。母亲杨贵碧坐在一旁纳鞋底,时不时往灯里添点煤油,怕光线太暗伤了他的眼睛。“早点睡,别熬坏了身子。”母亲总这么说,可邓鑫元每次都应着“快了”,直到煤油灯里的油见了底,才揉着发酸的眼睛躺下。有好几次,母亲半夜起来,还能看见他在梦里嘟囔着“应用题”“多音字”,小手在被面上比划着写字的姿势。
夏天来得猝不及防,考试的日子也近了。考试前一天早上,邓鑫元刚起床,就看见母亲从灶房里端出两个煮鸡蛋,用布巾裹着,塞进他的书包:“明天考试,吃了鸡蛋,脑子灵光。”这是家里最奢侈的东西——平时鸡下了蛋,母亲都要攒着换盐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舍得给孩子们分一个。
“别紧张,考不上也没啥。”母亲一边帮他理书包带,一边轻声说,“大不了回村里种地,有手有脚的,饿不死。”话里是安慰,可邓鑫元却听出了母亲藏在心底的期盼,他攥紧书包带,心里更紧张了——他不能让母亲失望,更不能让父亲失望。
考试设在乡中心校,离白云村有八里地。那天清晨,父亲邓宏国放下地里的活,特意送他去考场。山路崎岖,父亲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拉他一把,粗糙的手掌带着暖意。“别慌,把会的题都做对就行。”父亲没多话,可那句叮嘱,却让邓鑫元心里踏实了不少。
全乡二百多个毕业生,挤在五个教室里。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沉着应考”四个大字,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在教室里来回响,听得人心里发紧。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邓鑫元的手心全是汗,铅笔差点从手里滑出去。他深吸一口气,低头看题——语文的阅读理解是《桂林山水》,数学的最后一道应用题是“生产队分粮食”,全是他练过的题型!一种奇异的平静突然降临,他握着铅笔的手稳了下来,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像是春蚕在啃食桑叶。
考完试的日子,比考试前更难熬。邓鑫元每天都要去村小门口转两圈,盼着录取通知书能早点来。陈老师见了,总笑着安慰他:“放心,凭你的本事,肯定能考上。”可他还是忍不住心慌,夜里总梦见自己没考上,惊醒时,枕头都湿了一片。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邓鑫元正在地里帮父亲割麦子,就看见陈老师举着一张纸,往地里跑,嗓子都喊哑了:“鑫元!考上了!你考上区中学了!”
邓鑫元手里的镰刀“哐当”一声掉在地里,他拔腿就往陈老师那边跑,鞋上的泥土甩了一路。他接过那张纸,手指都在抖——“正坝区中学录取通知书”几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下面盖着学校鲜红的公章,烫得他眼睛发疼。
“全公社就录取三个,你是其中之一!”陈老师拍着他的肩膀,黝黑的脸上,皱纹里都夹着笑意,“快回家告诉你娘!让她也高兴高兴!”
邓鑫元这才如梦初醒,攥着通知书,撒腿就往家跑。布鞋踩在土路上,扬起一阵细尘,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几个乘凉的老人喊他:“鑫元,跑这么快干啥?”他也没停下,只含糊地喊了句“我考上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转过两个土坡,家里那间低矮的瓦房终于映入眼帘,烟囱里飘出缕缕炊烟——娘肯定在做晚饭。“娘!娘!”他冲进院子,差点被门槛绊倒,手里的通知书被风吹得哗啦响。
杨贵碧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玉米面,围裙上蹭了不少面粉:“慌慌张张的,出啥事了?”
“我考上了!娘,我考上区里的中学了!”邓鑫元把通知书举到母亲面前,声音发颤,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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