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三天后。
新宁市区，内卫支队营区内。
内卫队长陈天磊站在窗台放下望远镜，眉头紧锁。
部下汇报的情况与他观察到的一致。
市区已然沦为一座相互杀戮的竞技场。
变异体之间的内战前所未有地激烈，这确实极大地缓解了一线的防御压力，已经很久没有成规模的尸潮冲击防线了。
然而，正如硬币的两面，外部的致命威胁暂时消退，一直被求生本能和外部高压所压抑的内部矛盾正在熊熊燃烧。
“队长…”
刘副官的声音带着迟疑：“钱老板那边又在聚集人开会，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还有乌鸦那伙人，虽然没闹事，但眼神不对劲，像在等着什么。”
陈天磊嗯了一声，目光扫过桌上那份不断削减的物资清单。
他知道火山口已经形成，只差最后一点压力。
最初的振奋和获得补给的喜悦，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消耗中逐渐褪色。
现实的压力冰冷而残酷，新宁基地的空投补给虽然及时，但对于聚集于此的庞大人口而言，依旧是杯水车薪。
弹药需要优先保障战斗人员，而食物、饮用水、药品，这些维系生存最基本的物资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配给制度一减再减。
干净的水变得比黄金还珍贵，压缩饼干和罐头需要精确分配到每个人头，伤员们因为药品短缺，痛苦的呻吟声在临时医疗点里日夜不休，甚至有人开始因轻伤感染而悄然死去。
绝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开始弥漫，不同于之前面对外部怪物时的同仇敌忾，这次源于内部，源于逐渐空洞的胃袋、干裂的嘴唇和看不到尽头的等待。
很快，幸存者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分化成几个隐约的派系。
秩序派是毫无疑问的中流砥柱和核心武力。
这一派以原内卫部队成员为绝对核心，吸纳了大量纪律性强富有责任感和集体精神的青壮年幸存者或退伍老兵。
他们不仅掌控着据点内绝大部分的制式武器和弹药，更以其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维系着防线不至于崩溃。
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物资压力，秩序派在承担繁重防御任务的同时，经常被迫组织精锐小队冒险外出搜寻物资。
这些行动每一次都伴随着极高的风险，队员们需要深入危机四伏的废墟，与零散的丧尸甚至更可怕的变异体遭遇，每一次归来都可能是减员。
也正因如此，秩序派是所有派系中牺牲最大、付出最多的一个。
许多战士没有倒在防御墙上，却为了几箱罐头、几瓶药品或一套净水滤芯，永远留在了冰冷的街头。
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据点能够勉强维持下去的最基本物资，这些收获均被纳入严格配给（尽管绝对量很少），惠及所有人。
他们的核心诉求坚定而纯粹，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现有秩序，保护所有幸存者（尤其是老弱妇孺）的基本安全，
坚守阵地，等待新宁基地主力部队的救援和反攻。
对他们而言，现有的纪律和架构是末日中唯一能保障集体生存的基石，任何破坏这一秩序的行为，都是在将整个集体推向毁灭的深渊。
唯有团结一致、纪律和牺牲，才能换来最终的生机。
因此，秩序派看待质疑派的争权夺利和乌鸦的暴力破坏，不仅是不满，更是一种深刻的愤怒与不解，认为他们是在践踏牺牲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秩序和生存机会。
另一派则由几名原先是末世前本市几名大商人、社区干部为核心组成。
他们身边聚集了不少对当前物资分配不满、且更容易被言语鼓动的幸存者。
他们不再仅限于私下抱怨，而是开始公开质疑内卫队长领导的合法性与能力。
“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根源在于低效和无能的指挥！”
钱老板在一个小范围的集会上，挥舞着短胖的手臂：“死守待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都饿死渴死吗？这是拿所有人的生命在做无谓的赌博！”
另一个刘女士则更擅长运用技巧，她会找到那些焦虑的伤员家属或饥饿的家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们不感激他们的付出，但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的人。
管理物资、组织生产自救、优化资源配置这需要更精细的算计，而不是简单的军事命令。
有些人可能更适合去站岗放哨。”
他们的核心诉求愈发清晰。
要求成立一个所谓的临时管理委员会，由更有管理经验和效率的人（即他们自己）来主导物资分配和决策，架空甚至取代内卫队长的指挥权。
他们鼓吹的“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实质上是在为他们未来可能推行的、更利于他们及其拥护者的分配制度造势，并借此拉拢那些身强体壮、同样不满现状的人。
他们刻意夸大物资短缺的严重性，并暗示甚至明指队长团队可能中饱私囊或偏袒亲信，以此不断侵蚀队长团队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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