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的空牢房
2024年8月20日凌晨四点半，内罗毕的天空还浸在墨色里，吉吉里警察局的庭院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亮着。食堂经理卡莫提着沉甸甸的铝制餐桶，踩着露水往拘留区走，桶里的玉米糊晃出细碎的声响。这个时间点的警局本该只有值夜班警察的脚步声，今天却多了几分莫名的压抑——毕竟，拘留区最里间的牢房里，关着那个让整个内罗毕都睡不着觉的魔鬼。
五点零二分，卡莫和值班警官奥维诺一起站到了拘留区的铁门前。奥维诺掏出钥匙串，金属碰撞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今天动作快点，这批玉米糊快凉了。”他嘟囔着推开铁门，一股混合着汗味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拘留区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普通牢房，后面三间单独的牢房用来关押重犯，最里面那间就是柯林斯·卡鲁沙的“专属”牢房。
奥维诺先打开了第一间普通牢房的小窗口，递进去几个铝制餐盘。里面的囚犯接过餐盘时，眼神有些躲闪，嘴里含糊地说着什么。他没在意，转身走向最里面的牢房，伸手去推那扇沉重的铁门——门竟然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道缝。
“搞什么鬼？昨晚没锁好？”奥维诺骂了一句，猛地推开铁门。下一秒，他僵在原地，手里的钥匙串“哐当”掉在地上。卡莫凑过去一看，胃里瞬间翻江倒海：牢房里空无一人，铺在地上的薄毯被揉成一团，墙角的通风口下方，晒台的铁丝网被剪出一个半人高的破洞，断口处还挂着几根银色的金属丝，在晨光里闪着冷光。
“跑了！卡鲁沙跑了！”奥维诺的吼声冲破了警局的宁静。不到十分钟，整个吉吉里警察局像被捅了的马蜂窝，警笛声、叫喊声此起彼伏。代理警察监察员吉尔伯特·马森格里赶到时，拘留区已经围满了警察，技术人员正蹲在破洞旁提取痕迹，几根沾着铁锈的钢丝被装进了证物袋。“查！立刻查昨晚的值班记录，调所有监控！”马森格里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指着那个破洞，“铁丝网这么粗，没有工具根本剪不断，肯定有内鬼！”
二、垃圾场里的罪恶
时间倒回一个多月前，2024年7月12日的午后，内罗毕Mukuru kwa Njenga社区的居民卡鲁基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路过社区边缘那个废弃的采石场时，他闻到一股奇怪的腐臭味——那片采石场早已积满雨水，成了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地方，平时总有股酸腐味，但今天的味道格外刺鼻。
卡鲁基顺着味道走到水边，探头往浑浊的水里看了一眼，突然看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深色的塑料袋。他找了根长木棍把袋子勾过来，刚碰到就感觉里面沉甸甸的，还没等他解开绳结，袋子口突然裂开，一只苍白的手臂从里面滑了出来。
“杀人了！这里有尸体！”卡鲁基的尖叫惊动了附近的居民。警方赶到后，立刻封锁了现场，潜水员陆续从水里打捞出六具女性尸体残骸，年龄都在18到30岁之间，全都被肢解后塞进了塑料袋。消息传开，整个社区陷入恐慌，家长们死死盯着出门的女儿，夜晚的街道再也见不到单独行走的女性。
7月14日，新任代理警察局长道格拉斯·坎贾上任第二天，就下令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技术人员在其中一具尸体的口袋里找到了半块损坏的手机电池，通过残存的芯片数据，查到了最后一笔移动支付记录——收款方是一个名叫柯林斯·朱玛西·卡鲁沙的33岁男子。
7月15日凌晨三点，内罗毕以东的索韦托地区，一家酒吧里还回荡着欧洲杯决赛的欢呼声。角落里，卡鲁沙正端着啤酒和一名年轻女子搭讪，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似乎在邀约对方去什么地方。突然，几名便衣警察冲了进来，没等他反应过来，冰凉的手铐就铐住了他的手腕。“你们凭什么抓我？”卡鲁沙挣扎着，眼神里却没有丝毫慌乱。
警方随即搜查了卡鲁沙的出租屋，那间屋子距抛尸的垃圾场仅100米，推开窗就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在床底的木箱里，警察找到了十二只和包裹尸体相同的尼龙袋，一把刀刃上还沾着暗红色血迹的砍刀，一副磨得发亮的工业橡胶手套，此外还有多个粉色女士手提包、十几件女性内衣，以及八部不同型号的智能手机和多张身份证。面对这些证据，卡鲁沙沉默了五个小时，最终开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供认，从2022年开始，他先后杀害了42名女性，第一名受害者是他的妻子。每次作案前，他都会以提供工作、赠送礼物为由引诱受害者，将她们带到垃圾场附近的偏僻处行凶，之后肢解尸体抛入采石场。最近一次作案就在7月11日，距离他被捕仅四天。截至被捕时，警方只找到了9具尸体，其余33名受害者的遗骸仍下落不明。
更令人震惊的是，卡鲁沙抛尸的垃圾场距离吉吉里警察局不过100米。居民们纷纷质疑：“两年杀了42个人，警察怎么可能毫无察觉？”肯尼亚独立警察监督局立刻介入，调查警方是否存在渎职甚至勾结凶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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