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工业这个概念，国内目前还在起步阶段。
但其实，华国就已经形成过一种较为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了。其地点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城。
港城电影的巅峰时期，十九天就能拍完一部《枪火》那样的杰作。拍摄节奏基本已经达到流水线级别，那一代港城导演都具有极强的电影工业思维，高产高质，令人瞠目。
当然，这与真正的电影工业差得其实还很远。与其说是工业化，不如说是手工业化。
当时港城的剧组资源基本集中在几家大公司手上，各剧组间设备和人力都能共享。签约演员如云，这个不行，那个就能立刻顶上。演员和班底的合约都签在公司手里，不存在档期谈判和片酬博弈等问题。固定的拍摄团队和剧组成员，培养了剧组合作的默契，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本质上，港城的电影工业化，是把整个港城电影圈，变成了一个大电影作坊。再通过作坊成员间的默契，用经验和熟练度取胜。
这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后期由于盗版DVD横行、审查加强、内容同质化等原因，再加上大陆市场崛起，港城电影便渐渐没落了。
在国产剧和电影领域，这一套玩法曾在不同时期复活过。如以一位大师级喜剧演员为领袖、诸多徒弟为枝叶，建立在师徒关系基础上的“东北派”，由固定制片人+导演组合而成的“亭午系”，几位新锐导演和演员合伙的“坏熊计划”，还有以最典型的家族式制片模式发家的“杨家班”等。这些派系和班底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功，一度是国产影视的门面。
可惜的是，在互联网崛起，剧集播出从电视台中心制转变为网播平台中心制后，资本插手制作，一切以流量和话题度为导向，以太子太女为中心，这套东西想玩得转，也越来越难了。
一管就濒死，一放就找死。无论管不管，一定要作死。这就是娱乐圈的生态。
既然无论如何都是个死，不如放手一搏。这就是商叶初的态度。
商叶初的想法，便是仿照港城电影和娱乐圈班子的成功案例，依托青凭娱乐，再建成一个大型“青凭作坊”。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使之慢慢成为作坊内的共识；再逐步扩大作坊，推广规则，使之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这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也是个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的理想。可人活一世，如果一眼就能看到头，岂不是太没意思了吗？
季君陶沉吟许久，慢慢道：“想法很好，漏洞太多。第一条，我们如何能保证这种制度下，一定能制作出好作品？”
商叶初反问道：“内娱其他公司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他们就能保证一定能制作出好作品了吗？这么一对比，我看这些班子的成功率比他们高多了。”
季君陶点头称是：“确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百分之百成功的事情。胜率比别人高一点已经不错了。第二个问题，如若剧集爆火，捧红主演。主演身价水涨船高，片酬上涨，咖位升高，反过来挤压剧组拍摄怎么办？”
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实际。国外有部系列长寿情景喜剧《老友之家》，播出后几乎火遍全球。在第三季拍摄时，主演们便联合起来，要求剧组上涨片酬。
此外，就算不考虑片酬问题，主演咖位大了，谱子也大了，很可能倒逼剧组改戏。
商叶初难得沉默了一下。
她该怎么跟季君陶解释，限薪令马上就要出台并落实这件事呢？
限薪令出台后，严格限定了所有演员的总片酬、主演片酬在总片酬中所占比例、演员的单集片酬和参演整部作品的含税总片酬。如果某部作品演员的片酬太出格，作品还会在审查流程被卡。
在这一基础上，如果某个演员眼高于顶，逼着剧方吐钱给他，无异于与阴阳合同、偷税漏税、隐匿个人收入等词条挂钩。这样的演员相当于自己把把柄送到公司手里，还没等摆谱就先死了。
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限薪令确实极大地压缩了行业泡沫，让艺人的要挟跳脚变得可控。
限薪令要在十一月才出台，现在一点口风都没透。商叶初总不能再次未卜先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含糊道：“国外的剧集，主演之所以能向剧方施压，是因为人家是系列剧。第一二三季是这几个人，观众已经认定了；下一季换人观众不买账。咱们国产剧基本上都是一锤子买卖，系列剧很少。他在这部剧火了，跟另一部剧有什么关系？”
商叶初想了想又道：“说到底还是公司苗子太少，你该学学人家天鼎娱乐，多方位开花，培养几个钢铁对家出来。你看庄笙在拍《幸福街外传》的时候作威作福的，听说要换人立马怂了。其实艺人在剧组作妖，多半是资本惯的，剧方和公司加强约束，能解决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
敢于直接和公司叫板的艺人不少，但因为“我在剧组不能耍大牌乱改剧本所以我生气了呜呜呜”而和公司叫板的脑瘫，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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