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大乱,根源复杂。除了蒙古朝廷自身腐败到了骨子里,天灾连年不断,还有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要害,就是原本依附元廷的江南士绅集团,对其彻底失望了。蒙古人始终不肯真正汉化,在文化上排斥、轻视咱们华夏正统,可在政治上,为了维持统治,又不得不对江南这些掌握着实际资源的地头蛇们采取怀柔乃至放纵的策略,控制力实则不足。等咱先后在鄱阳湖打败了陈友谅,在苏州拿下了张士诚,把江南这块最肥腴、也最核心的土地,连同上面附着的这些‘聪明人’和他们的资源,都逐步整合、吸纳到了咱的麾下……后面北伐元廷,很多时候就是传檄而定,许多州县望风归附。那个庞然大物,自己就从里面烂透、散架了。”
他像是想起什么,补充道:“也正因为元廷对士绅阶层还算宽松,所以咱大军攻克大都之后,反而有不少汉人地主、文人,觉得蒙古人待他们不薄,选择了跟随元廷残部逃往草原。倒是很多底层的蒙古百姓,在草原上也是受王公贵族欺压,觉得在咱大明还能有条活路,反而归顺了咱。这里面的道理,你们要细细品味。”
这番话,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瞬间劈开了王卓心中的层层迷雾!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在现代网络上看到过的一个颇受认可的历史论断: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缺乏精英阶层(主要是士绅集团)参与和支持的农民起义,注定难以真正成功,最多只能是“流寇”。
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的洪秀全和明末的李自成。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从文化道统上就彻底否定了儒家士绅安身立命的根本,自然无法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而李自成,即便侥幸攻破了北京城,其核心团队仍保持着浓厚的流寇作风,对庞大的官僚士绅体系缺乏有效的整合与管理策略,甚至采取追赃助饷等粗暴手段,使他迅速失去了可能稳定政权的最重要潜在合作者,最终功败垂成,身死国灭。
反观朱元璋,他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对贪官污吏有着刻骨的仇恨,执法也极其严酷。但他更深刻地理解,要治理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离不开这些识文断字、熟悉地方民情、且在基层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士绅阶层的合作。
他打击的是不服从统治、贪得无厌的个体官员和豪强,但总体上,他维持并改造、利用了这套由士绅作为基层统治基石的结构。他的成功,正是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底层反抗力量”与“传统精英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与相互利用。
这时,朱元璋将目光重新投向王卓,语气平和却带着千斤重量:“王卓,你觉得,今天在朝堂上,那些文官们,是更害怕你提出的那个‘有偿徭役’,还是更害怕老四提出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呢?”
王卓一怔,仔细思索起来。
他今天在朝堂上,推动雇佣民夫、改善劳工待遇等事情,潜意识里是带着某种“人生而平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现代观念,这无形中是在试图松动甚至瓦解士绅集团赖以控制地方、获取廉价劳动力的特权根基。而朱元璋今天这番看似闲话家常的回忆,实则是在用一种更隐晦、也更深刻的方式点醒他。
朱元璋并不需要他回答,直接给出了答案:“老四的办法,是损了他们一些利益,像是从他们满仓的粮食里,合理地拿走一部分充作国用,他们肉痛,但还能忍受,甚至能理解。毕竟国库空虚,最终也会影响到他们。可你的想法呢?”
他目光如炬,“你是想直接把他们仓房的地基给撅了!你让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几乎无偿地使唤百姓,你这是在动摇他们千百年来习以为常、视作天经地义的权力和地位!你说,他们能不跟你拼命吗?”
“现在的大明,需要的是稳定。北元残余未清,各地民生亟待恢复,朝局经不起大的动荡。你要推行你的那个‘工业化’,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朝局,需要士绅集团至少在明面上的配合,需要他们不出乱子。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他看着王卓,眼神深邃:“当年朱升先生送给咱那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今天,咱也把这九个字送给你。”
王卓浑身一震,彻底明白了朱元璋的深意。这不是阻止他,而是在教他策略和方法。“高筑墙”,是要他筑牢工业化的技术壁垒和自身实力;“广积粮”,是要他积累资金、培养新式人才、夯实工业基础;“缓称王”,则是告诫他不要过早、过直白地去挑战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要懂得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皇帝并非看不到他带来的新事物的潜力,也并非完全反对变革,而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更清楚力量的对比和行动的节奏。朱元璋是在告诉他,改革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和理想,更需要智慧和耐心,需要先积蓄足够颠覆旧秩序的力量,而不是在力量不足时,就莽撞地去摇撼那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小婿……明白了。谢岳父大人教诲。”王卓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道。
朱元璋满意地点了点头,重新拿起筷子,夹起一片滚烫的羊肉,仿佛刚才那段沉重的谈话从未发生过一般,笑道:“明白就好。来,吃肉,这肉老了,就不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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