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暗下去的瞬间，我听见电梯门在远处合拢的声音。走廊灯一盏接一盏熄灭，整条通道只剩尽头的安全出口标志泛着微弱绿光。我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把包重新放下，拉开训练室角落的储物柜，取出一个贴着“声乐素材备份”的U盘。
这东西我一直随身带着，从不在公司电脑上直接打开原始文件。昨晚那张纸条还在我笔记本里，压在“每一步前进，都可能踩进别人设的影子里”下面。现在我要做的，不是躲，是看清脚下的路到底通向哪里。
回到工位，我插上加密U盘，调出内网访客登记系统。权限只允许查看近七十二小时记录，但已足够。天音文化那位联络人叫陈涛，三天前第一次来访时登记的是正门接待处，由前台引至东区会议室。可昨天下午他第二次出现，签到时间是十三点四十七分，地点却是西翼行政楼B角门——那是集团高层专用通道，外部访客通常不会被引导至此。
我翻到内部通讯日志页面，输入他的手机号码关联账号。系统显示，他在当天十四点零三分接入过公司内线会议，通话方为“战略协作部临时组”。这个部门编号我从未见过，查了组织架构图，也没有对应条目。
手指停在回车键上，我又打开了录音分析软件。那段背景里的专线铃声已经提取成独立音频，波形图清晰标出频率峰值。我新建一封匿名邮件，将样本和一段简短说明发给技术部一个常帮忙调试设备的老同事，只写了一句：“帮忙看下这是哪条线路的提示音，别留记录。”
做完这些，我合上电脑，拎起包走向茶水间。凌晨的办公室几乎没人，保洁阿姨也早已下班。我在饮水机前站了几秒，等热水流满杯子，转身时看见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个穿深灰制服的男职员，正在整理当日访客签到簿。
我走过去，语气平常：“麻烦查一下，昨天有没有一位穿黑外套的女性访客登记来找我？大概傍晚六点左右。”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翻了两页，“有，姓林，说是朋友。我没让她进，按流程做了访客备注。”
“她留联系方式了吗？”
“留了，但后来自己打电话取消了访问，说改线上沟通。”他递给我一张便签，“这是当时记的号码，你要的话可以抄一下。”
我接过纸条，没抄，只记住了最后四位数字。这个号我认得，徐若琳助理上次约我谈话时用的就是这个尾号。
回到座位，我把号码输进公司通讯录搜索框，结果为空。再用个人手机拨过去，响了三声后转入语音信箱，提示音是机械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
我关掉手机，打开另一份文档。这是我自己做的时间线梳理表，从上周五开始，所有与天音相关的接触都被标注出来。每一行我都加上了新的注解：谁在场、是否有第三方见证、是否留下书面记录。我发现，凡是涉及面对面交流的环节，都没有正式会议纪要，而所有邮件往来中，对方始终回避具体签约时间节点。
我点了保存，然后将这份表格加密，同步到私人云盘，并生成一个仅限关毅能打开的链接。
清晨六点十七分，我再次走进训练室。这次我没有开灯，直接摸黑接通设备电源。耳机插进去的那一刻，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走远。
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注意我的动向了。
我打开编曲软件，导入《回声》的原始demo。这一次，我不是为了修改旋律，而是嵌入一段隐藏信息。我在副歌第二小节的底鼓频率层叠加了一串极低振幅的声纹标记，只有特定解码器才能读取。这是我在一次音乐工程课上学到的技术，原本用于版权保护，现在成了追踪泄露源头的工具。
两个版本做好后，我分别命名：“公开提交版_v3”和“溯源保护版_alpha”。前者会按时上传系统，后者则存入另一个加密分区，只有我和关毅知道路径。
七点整，我发出第一封正式跟进函。内容简洁：列出我方已完成的三项准备工作，引用对方前两次邮件中的积极表态，提出希望在本周内确定签约会议时间。附件是公开版demo和合作框架修订稿。收件人依旧是陈涛，抄送栏多了两个地址——一个是天音官网公布的项目监督邮箱，另一个是行业公共事务协调平台的受理入口。
发送成功后，我拔下U盘，塞进琴盒夹层。那里原本放着一页手写歌词，我把它移到内袋，确保U盘不会轻易滑出。
八点二十分，我收到回复。还是那个熟悉的口吻：“方案已收到，正在内部评估，请耐心等待。”
没有新信息，也没有否认。这种模糊回应本身就是信号。
我起身去洗漱间，用冷水拍了把脸。镜子里的人眼底有些发青，但眼神比昨晚安定。我知道现在每一步都在被人盯着，所以更不能乱。
回到训练室，我打开手机备忘录，新建一条记录：“今日起，所有对外沟通材料必须双版本制备；敏感信息传递仅通过闭源设备处理；每日上午九点前完成情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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