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十二点，阿初把最后一箱货搬上船时，江面起了雾。雾像一张湿透了的宣纸，把两岸灯火晕染成毛茸茸的色团。阿初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汗里混着柴油味。
老轨在舵舱里喊：“起锚！”
锚链“哗啦啦”地响，像一段生锈的喉咙在咳痰。阿初回头看了一眼码头——那几盏钠灯底下，老徐的烟摊还没收。老徐冲他抬了抬手，烟头在雾中亮了一下，像一颗不肯落山的星。
阿初想起老徐傍晚说的话：“这趟水不好走，你莫贪。”
他以为老徐指的是上游大坝放水，水位乱，却没想到老徐说的是别的。
船叫“长川号”，八十吨，跑湘资沅澧四水，运些砂石、柑橘、偶尔也运棺木。阿初跟船三年，从烧火学徒干到二管轮，知道这条船的所有暗伤：右舷吃水线上一道裂缝，用口香糖和环氧树脂糊过；主机第四缸点火慢半拍，得靠老轨拿扳手敲；最邪门的是舵舱里的罗盘，无缘无故会自己转，像里头住了一只手。
今晚那罗盘又犯了病。船刚离码头，指针突然旋了半圈，指向岸上的殡仪馆。老轨“呸”地吐了一口槟榔渣，用胶布把罗盘贴了十字，再套上一只红袜子——那是他孙女的，说童子脚能压邪。
阿初笑他迷信，老轨却瞪眼：“水上的事，你懂个卵。”
雾越来越重，船灯只能照出前方十米。老轨把速度降到三节，柴油机低低地吼，像一头被掐住脖子的兽。阿初靠在栏杆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雾里飘，像另一艘看不见的船。
他想起离开家那晚，父亲把一包用报纸裹的钱塞给他：“趁你妈睡着，快走。她要是醒着，能把你腿打断。”报纸是前一天的《澧州日报》，头版说“失踪大学生遗体在洞庭湖发现”。阿初没敢看第二眼。
烟烧到滤嘴，烫了他的手指。阿初把烟头弹进江里，听见“滋”的一声，像一声短促的笑。
凌晨两点，雾中传来唢呐声。
声音很远，却直直钻进耳朵，像一根铁丝在鼓膜上刮。老轨脸色变了：“水班子？这会儿？”
阿初也听过水班子，却从没在子夜后听过。唢呐调子是《哭五更》，一更比一更凄厉。老轨把探照灯打向声源，光柱里只有雾在翻滚。
“别理，走我们的。”老轨把油门又压低了半格。
可声音追着船走。第三更时，雾里浮出一点绿光，绿光后面是一艘乌篷小船，船头挂着白灯笼，灯上写一个“奠”字。船尾没有橹，却逆流而上，像被一只手推着。
阿初的喉咙发干。他看见乌篷船头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白布衣，脸被灯笼从下往上照，像两张泡发的纸。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包袱，包袱在动，像包着一只猫。
老轨突然骂了一句：“掉头！快！”
可江面忽然窄了，两岸的芦苇变成高墙，把“长川号”夹在中央。乌篷船逼近，女人抬起头，对阿初笑了笑——她的嘴咧到耳根，里面黑洞洞的。
包袱“哇”地哭了，是婴儿的哭声。
阿初跌进舱底时，听见主机熄了火。黑暗里只剩柴油滴答滴答，像一颗坏掉的心脏。应急灯亮起，照出轮机长老郭的脸——他蹲在工具箱旁，手里拿着一把扳手，扳手上沾着黑红的黏液。
“你看见了？”老郭问。
阿初点头。
“那是‘讨账船’。”老郭用袖子擦扳手，“十年前，我们船在临澧撞过一条小划子，一家三口，全沉了。尸体没捞全，女人手里就抱着个吃奶的崽。”
阿初的背脊贴住冰冷的钢板：“……后来呢？”
“后来老轨在舵舱供了他们的牌位，初一十五烧纸。去年老轨孙子满月，他嫌晦气，把牌位扔江里了。”老郭咧嘴笑，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现在人家来要账了。”
舱外传来脚步，沉重拖沓，像穿着湿透的棉鞋。老郭把扳手塞给阿初：“去，把老轨换下来。他年纪大了，经不住。”
阿初爬回甲板，雾变成了雨，雨丝像无数根冰针。舵舱的门大敞，老轨跪在罗盘前，罗盘玻璃碎了，指针钉在他右手掌心，血顺着表盘凹槽流成一个小小的“奠”字。
乌篷船贴上了“长川号”的舷侧。女人站在两船之间，白布衣被雨水浇透，贴在身上，显出鼓胀的腹部——她不是抱着婴儿，她本身就是婴儿。
阿初听见自己的牙齿在打颤。他想起母亲说过，横死的人要抓替身。
老轨抬头看他，眼神浑浊：“阿初……你跑吧。往水里跳，往岸上游，别回头。”
阿初摇头，举起扳手。
女人笑了，嘴越咧越大，整个头往后折，像翻开的书皮。她的身体开始膨胀，皮肤撑成半透明，能看见里面游动的黑影——是头发，无数湿漉漉的头发。
阿初砸下去的是罗盘。
黄铜底座碎裂的瞬间，雾突然散了。月光笔直地落在江面，像一把新磨的刀。乌篷船不见了，芦苇不见了，只有江水安静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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