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紫禁城角楼上，朱高炽披着轻便的锦袍凭栏而立。贴身太监小心翼翼地捧着热茶侍立一旁，生怕惊扰了皇帝的思绪。远处的京城灯火如星海般璀璨，从正阳门到崇文门，从棋盘街到琉璃厂，连绵的灯火勾勒出城池的轮廓，连空气里都飘着市井的烟火气与淡淡的花香。他望着这久违的繁华盛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洪熙新政”推行十余年来，那些曾让他寝食难安的改革举措，终于在大明的土地上结出了沉甸甸的硕果。
回溯洪熙二年，当他下定决心全面铺开新政时，朝堂上不乏质疑之声。有人说开海禁会引倭寇入寇，有人说革新农具会动摇农本，有人说扩充海军是劳民伤财。但他力排众议，坚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十余年来从未动摇。如今看来，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大明已悄然步入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开海禁的诏令下达十年后，东南沿海的泉州、宁波、广州三大港口早已是商船云集的景象。巨大的福船、广船首尾相接，桅杆如林，甲板上堆满了待运的货物。西洋的胡椒、苏木、象牙顺着季风而来，南洋的红木、香料、宝石通过海运北上，连远在美洲的白银都沿着新开辟的航线源源不断流入大明，充实着国库与民间的财富。官府授权民间商号组建的“两京十三行”，专门主持海外贸易事务，不仅规范了市场秩序，每年更能为国库上缴数百万两白银的赋税，比开国初年整整翻了三倍。港口周边的商号、货栈、造船工坊鳞次栉比，带动了数万人就业，昔日的渔村早已变成繁华的市镇。
工部牵头的技术革新更是让大明的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江南的织户们普遍用上了改良后的“拇指飞梭机”，只需手指轻拨，飞梭便能在经线间快速穿梭，一个织工的生产效率抵得上从前三人，松江、苏州的棉布产量激增，不仅满足国内需求，更通过商船远销至南洋、西洋，成为各国争抢的紧俏货。铁矿开采与冶炼技术的突破同样显着，“焦炭冶铁法”替代了传统的木炭冶铁，熔炉温度大幅提升，铁器质量与产量双双翻倍。坚固耐用的铁锅、锋利轻便的农具、精良的兵器通过漕运与海运送往各地，甚至连遥远的非洲东海岸，都能看到大明铁器的身影。
海军的发展更是彰显着帝国的实力。浙东水师、福建水师和两广水师三大舰队规模已达一千二百余艘战船，从小巧灵活的巡逻艇到能容纳数百人的大型福船，各类舰船配备齐全。当年郑和下西洋遗留的数艘“宝船”经过改造，成为远洋巡逻舰，常年在印度洋、太平洋的航线上护航商船，驱逐海盗，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
在吕宋、马来半岛等海外据点，大明移民已超过十万人，当地仿照内地建制设立州县，开设儒学学堂，修建驿站码头，市集上不仅能听到熟悉的乡音，更能看到贩卖茶叶、丝绸的商铺，中华文化的影响正随着商船与移民，悄然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江南的城镇中，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正在悄然兴起。“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模式在苏州、松江等地的织坊、棉纺作坊中大范围出现。苏州城东的织坊区内，数百台织机昼夜不停地运转，机户们投资建厂、购置设备，机工们则按日领取工钱，凭手艺吃饭，双方通过契约明确权利义务。松江的棉纺作坊更是连成一片，从棉花采摘、去籽、纺纱到织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每日产出的棉布堆积如山，通过水路运往全国各地。这种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在湿润的江南土地上蓬勃生长，为大明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库的账本上，一串串数字记录着帝国的富庶：白银储备已超过三千万两，黄金百万两，粮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足够全国支用五年之久。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明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帝国。
洪熙十四年五月，京城的初夏已带着几分燥热，紫禁城的梧桐树叶绿得发亮。
距离六十一岁大寿还有不到三月，朱高炽近来总觉精力不济，批阅奏折不到半个时辰便会头晕目眩。
这日午后，他在御花园藤椅上小憩醒来，望着满园盛放的芍药，又想起户部刚呈上来的国库清单，见国强民富、四海升平，心中那股对朝政的倦怠感愈发浓重。他无意识地对身旁侍立的近侍感叹：“天下已定，边境无虞，百姓安康，朕也该享几天清福。”
这番话并非随口说说。几日后，朱高炽便在早朝上，下旨改革中枢制度：“自今日起，朝廷日常政务由内阁首辅杨士奇总领，各部司奏折先呈内阁核议；遇有军国大事，需经内阁会议议定具体方案后，再呈朕与太子朱瞻基过目定夺。”
旨意一出，满朝文武虽有惊讶却无人反对——杨士奇辅佐两朝，品行端正，才干卓绝，由他总领政务，实乃众望所归。这道诏令，标志着朱高炽正式将朝政实权交予内阁，自己则退居幕后，安心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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