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蜀学迎来了“中西融合”的新阶段。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蜀地的学者没有盲目排斥，而是选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比如郭沫若，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用西方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巴金则吸收西方的文学思想，写出了《家》《春》《秋》，用文学的形式批判封建礼教，体现了蜀学“关注现实、批判社会”的精神。
即使到了现代，蜀学的精神依然在延续。成都的石室中学、四川大学等学府，继承了文翁兴学的传统，既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注重现代科学的教育；巴蜀的文人学者，依然保持着“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在文学、历史、科技等领域不断创新。
五、蜀学的精神：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两千多年来，蜀学从一文不名的蛮荒之地的文教启蒙，到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再到近代的中西融合，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它独有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教条，而是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首先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文翁创办官学培养治理地方的人才，到司马相如赋作中的劝谏，再到三苏的政论、廖平的维新思想，蜀学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始终关注现实、解决问题。川人常说“耍归耍，干归干”，玩的时候不拘小节，做事的时候却脚踏实地，这种性格，正是蜀学务实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巴蜀地处西南，被群山环绕，却从来不是封闭的孤岛。文翁引入中原儒学，司马相如融合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学，苏轼吸收儒释道三教思想，近代学者融合中西文化，蜀学始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文化，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特色。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让蜀学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保持活力。
最后是不盲从权威的创新精神。从扬雄质疑儒家经典的解读，到苏轼突破传统儒学的框架，再到廖平的“学术六变”，蜀学从来不会盲目追随权威，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川人常说“敢为天下先”，这种创新精神，正是蜀学能够绵延两千余年的关键。
今天的巴蜀，早已不是当年的“蛮荒之地”，但蜀学的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淌。它藏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藏在川大的校园里，藏在每个川人“乐观豁达、务实创新”的性格里。这就是蜀学，一份流淌了两千年的文化遗产，也是巴蜀人永远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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