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学方面，蜀地还出现了一批“蜀学经师”，比如严君平、落下闳。严君平在成都街头摆摊算卦，却一边算卦一边给百姓讲《老子》，把道家思想和儒学结合起来，开创了“蜀地老庄学”的先河；落下闳则是天文学家，他参与制定的《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把天文观测和经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体现了蜀学“文理交融”的特点。
汉晋时期的蜀学，已经不再是中原儒学的“翻版”，而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既尊崇儒家经典，又不墨守成规；既擅长文学辞赋，又注重实用之学。这种风格，让蜀学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也为后来唐宋蜀学的鼎盛埋下了伏笔。
三、鼎盛：唐宋三苏与蜀学，成中国学术重要流派
如果说汉晋是蜀学的成长阶段，那唐宋就是蜀学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代，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鼎足而立，成为宋代三大学术流派之一。这时候的蜀学，已经从地域文化升级为全国性的学术体系，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
宋代的蜀地，经过隋唐的发展，已经成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成都被称为“扬一益二”，是全国仅次于扬州的繁华都市，这为蜀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三苏的出现，更是让蜀学达到了巅峰。
苏洵是三苏中的“老大哥”，他年少时不爱读书，直到二十七岁才发奋，最终成为一代文豪。苏洵的学问，最大的特点是“务实”，他的文章大多是政论，比如《六国论》，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实则是借古讽今，劝谏北宋朝廷不要重蹈覆辙。这种“以史为鉴、针砭时弊”的写法，正是蜀学“经世致用”的核心体现。苏洵还注重家庭教育，亲自教导苏轼、苏辙读书，把蜀学的精神传给了两个儿子。
苏轼是三苏中成就最高的人，也是蜀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文学家、书画家，更是思想家。苏轼的学问，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他信奉儒学，一生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杭州、密州、黄州等地做官时，修苏堤、赈灾民、办学校，把儒家的“仁政”思想落到实处；他也喜爱道家，在被贬黄州时，通过研读《庄子》化解内心的苦闷，提出“物我两忘”的人生态度；他还和佛印等高僧交往密切，吸收佛教的“平常心”思想。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让苏轼的思想超越了单纯的儒学，形成了蜀学“三教合一”的独特体系。
苏轼的文章，更是把蜀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把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既有文学的美感，又有哲学的深度；他的策论，比如《教战守策》，分析北宋的军事弊端，提出切实的改革建议，体现了蜀学“关注现实、解决问题”的特点。当时的文人评价苏轼：“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盖禹迹所掩，莫不磨灭，而东坡之文，万世不朽。”
苏辙虽然名气不如苏轼，但在蜀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学问偏向“中庸”，主张“遇事而治”，不激进、不保守，和苏轼的“豪放”形成互补。苏辙在朝廷做官时，多次上书谈论朝政，提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建议，也是蜀学“经世致用”的体现。
除了三苏，宋代蜀学还有一批重要人物，比如张栻、魏了翁。张栻是南宋理学家，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把蜀学和湖湘学派结合；魏了翁是邛州蒲江人，他创办鹤山书院，整理儒家经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和朱熹的“格物致知”形成对话。这些人的努力，让蜀学在宋代始终保持着活力，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力量。
唐宋时期的蜀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三教；在方法上，注重经世致用；在风格上，自由开放、不墨守成规。这种体系，让蜀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也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生命力。
四、延续：明清至近代，蜀学的坚守与创新
宋代之后，蜀学虽然不再是全国性的学术流派，但依然在巴蜀大地上延续，并且在明清和近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始终坚守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核心精神。
明清时期，蜀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书院教育和文献整理上。明代的蜀地，先后创办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着名书院，这些书院继承了文翁石室的传统，既教授儒家经典，又注重实用之学。比如尊经书院，不仅教学生读《四书》《五经》，还开设了算学、地理、外语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通经致用”的人才。
清代的蜀学大师，首推廖平。廖平是井研人，他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六变”，从最初的研究今文经，到后来提出“天人之学”，试图融合中西文化。廖平的学问，虽然充满争议，但体现了蜀学“不盲从、敢创新”的特点。他的学生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廖平的今文经学思想，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蜀学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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