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巴蜀文化，很多人会想到麻辣鲜香的川菜、憨态可掬的熊猫，或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雄奇山川。但少有人知道，在这片被群山环绕的土地上，还孕育了一套绵延两千余年、独具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蜀学。它从文翁兴学的星星之火，到司马相如辞赋的熠熠生辉，再到三苏文章的名震天下，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流派。蜀学不是孤立的书本学问，而是巴蜀人“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精神写照，是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一、源头：文翁化蜀，给蛮荒之地播下文教火种
西汉初年，当中原大地早已是“诗书礼乐之邦”时，巴蜀还被中原人贴上“蜀左言，不晓文字”的标签。那时候的蜀地，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和神秘的“巴蜀图语”（一种至今未被完全解读的古文字），但在文化教育上，和中原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当地人靠渔猎、农耕为生，对儒学、典籍几乎一无所知，用“蛮夷之地”形容当时的蜀地，并不为过。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文翁的官员。公元前141年，汉景帝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这位来自庐江的官员，没有带着中原官员的傲慢轻视蜀地，反而一眼看到了巴蜀的潜力——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缺的只是文化的启蒙。于是，文翁做了两件足以改变巴蜀命运的事。
第一件是创办官学。文翁在成都市区修建了“石室精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官立学校。在此之前，教育是贵族和中原儒生的专属，普通百姓根本没机会接触典籍。文翁的石室精舍，不仅免费招收蜀地子弟，还为学生提供衣食补贴，甚至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做地方小吏补贴家用。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教育的阶层壁垒，让蜀地的普通年轻人第一次有了“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
第二件是派遣游学。文翁从蜀地子弟中挑选最聪慧的青年，比如张叔、李仲等，亲自送到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当时的儒学大师学习《诗》《书》《礼》《易》等经典。那时候从成都到长安，要翻秦岭、越巴山，路途艰险，文翁却自掏腰包为这些学生筹备路费和学费。这些蜀地青年没有辜负期望，学成归蜀后，都成了石室精舍的老师，把中原的儒学思想带回了巴蜀。
文翁的努力，很快就看到了成效。短短十几年间，蜀地的风气彻底变了——以前街头巷尾都是谈农事、说渔猎的百姓，现在随处可见捧着书本诵读的年轻人；以前蜀地在京城求学的人寥寥无几，后来“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数量能和儒学发源地齐鲁地区比肩。班固在《汉书》里感慨：“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这句话道尽了文翁对蜀地的影响，他不仅播下了文教的火种，更奠定了蜀学的雏形——这时候的蜀学，核心是儒学的传播，但已经带上了蜀人“务实”的特质，不只是死读经典，更注重将学问用到地方治理中。
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也成了巴蜀文脉的“根据地”。从西汉到现在，这座学校历经两千多年从未中断，如今已是成都的石室中学，依然是四川顶尖的学府。一块石碑、一间校舍，见证了蜀学从萌芽到成长的全过程。
二、成长：汉晋辞赋与经学，蜀学走出地域特色
文翁之后，蜀学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在汉晋时期迎来了第一次爆发，核心标志就是辞赋的鼎盛和经学的创新。如果说文翁给蜀学搭好了骨架，那司马相如、扬雄这些人，就是为蜀学填上了血肉，让它从单纯的儒学传播，变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
提到汉赋，就绕不开司马相如。这位出生在成都邛崃的才子，是汉代“赋圣”，和后来的扬雄并称“扬马”，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水平。司马相如的赋作，比如《子虚赋》《上林赋》，读起来气势磅礴、辞藻华丽，描写天子游猎的场景时，“视之无端，察之无涯”，仿佛让人置身其中。但他的赋不是单纯的文字炫技，里面藏着蜀人的智慧——比如《上林赋》看似写皇家园林的奢华，实则暗含对汉武帝“戒奢崇俭”的劝谏，这就是蜀学“经世致用”的最早体现：做学问不是为了卖弄文采，而是要对现实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司马相如把巴蜀的地域特色融入了汉赋。他的赋里经常出现蜀地的山川河流、奇珍异宝，比如“巴渝舞”“蜀锦”“邛竹杖”，让中原人第一次通过文学看到了巴蜀的独特魅力。在此之前，中原文学里的巴蜀，要么是“不毛之地”，要么是“化外之邦”，而司马相如用一支笔，把巴蜀从文化边缘拉到了中心舞台。他的成就，也让蜀地成了汉代辞赋的核心阵地，当时的文人都说“文章冠天下，巴蜀出才子”。
继司马相如之后，扬雄再次将蜀学推向新高度。扬雄是成都郫县人，他不仅擅长辞赋，更在经学、哲学上有独到的见解。他模仿《论语》写《法言》，模仿《周易》写《太玄》，试图用蜀人的视角解读儒家经典。和中原儒生不同，扬雄不盲从权威，他提出“学，修其身而已矣”，认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修养自身、服务社会，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这种“不盲从、重实践”的态度，成了蜀学的核心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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