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八，长白山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鹅毛似的雪片铺天盖地，一夜之间把草北屯埋进半人深的雪里。天刚蒙蒙亮，合作社大院就响起“哗啦哗啦”的铲雪声——这是屯里的规矩，雪停就得扫，不然冻实了就难办了。
曹德海拄着枣木拐杖站在院门口，望着白茫茫的天地。老人穿了件翻毛羊皮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领子上的羊毛也稀疏了，但依然暖和。他眯起眼睛，目光越过参园的栅栏，望向通往山外的路——那条联盟出钱修的水泥路，此刻已完全被积雪覆盖，只隐约能看见路边红白相间的里程桩。
“爹，回屋吧，外头冷。”曹大林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碗冒着热气的腊八粥，“春桃刚熬的，趁热喝。”
老人接过碗，却没急着喝，用粗瓷勺慢慢搅着。粥里掺了红豆、绿豆、花生、大枣，还有渔村送来的干贝丝，闻着就香。他看着碗里五颜六色的食材混在一起，突然说了句：“青海那边，也该喝腊八粥了。”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吃力的轰鸣声。那声音在寂静的雪原上格外清晰，像头老牛在喘粗气。曹大林放下扫帚，手搭凉棚望去——雪雾中，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正摇摇晃晃地朝屯子驶来，车后拖着长长的雪尘。
车开到合作社大院门口时，司机猛打方向盘，轮胎在雪地上划出个半圆，“嘎吱”一声停住了。车门打开，跳下来个穿军大衣的汉子，约莫四十来岁，脸膛黝黑，颧骨上有两团高原红。他摘掉皮帽子，朝手心哈了口白气，大声问：“同志，这里是草北屯吗？曹德海老同志在吗？”
曹德海端着粥碗，慢慢走过去：“我就是。你是...”
“我是扎西！”汉子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握住老人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手心全是厚厚的老茧，但握得很有力，“我从青海来的！在北京开会时，跟曹大林同志说好的！”
曹大林也认出来了，正是扶贫会议上那个穿藏袍的代表。只是眼前这人换了身汉人打扮，要不是那口带着西北腔的普通话和黝黑的皮肤，还真认不出来。
“快进屋！屋里暖和！”曹大林赶紧招呼。
扎西却摆摆手，转身朝吉普车喊了句藏语。车门又开了，下来三个人——两个年轻小伙，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他们都穿着藏袍，只是外头罩了件军大衣，脸上同样带着高原红，眼睛又大又亮，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被雪覆盖的屯子。
“这是我儿子多吉，侄儿索朗，还有我女儿卓玛。”扎西介绍，“我们坐了五天五夜的车，从青海到甘肃，从甘肃到陕西，再从陕西到东北...可算到了！”
一行人被让进合作社的会议室。屋里烧着暖墙，热烘烘的，窗玻璃上结了一层水雾。卓玛好奇地用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个图案——是朵莲花，线条简单但灵动。
春桃端来热茶，又端来几碗腊八粥。扎西也不客气，端起碗“呼噜呼噜”喝起来，喝完了抹抹嘴：“香！真香！我们那儿也过腊八，不过粥里放的是青稞、牦牛肉干，没有这么多花样。”
曹德海这才问：“你们大老远来，路上不容易吧？”
“可不是！”扎西放下碗，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小心地打开——里面是几张已经发皱的照片，“曹老同志，您看看。这是我们村，在青海湖边，海拔三千二。我们有牦牛，有绵羊，有青稞地，可就是穷！为啥？交通不便，东西卖不出去，好东西烂在地里。”
照片在众人手里传看。第一张是青海湖，碧蓝的湖水像块宝石，湖边是金黄的草场；第二张是村庄，土坯房低矮破旧，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第三张是牦牛群，黑色的牦牛在雪地里慢悠悠地走...
“我们在北京听了你们的发言，”扎西继续说，声音有些激动，“知道你们把山里的和海里的东西结合起来，搞出了名堂。我就想，我们那儿有山有湖，能不能也这么干？可我们没技术，没经验，所以...所以就厚着脸皮来了。”
他说这话时，黝黑的脸上泛起红晕，不是高原红，是羞赧。这个在草原上驰骋的汉子，此刻像个来求教的学生。
曹德海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那儿，除了牦牛和青稞，还有什么？”
“有！”扎西来了精神，“有冬虫夏草！有雪莲！有枸杞！还有湖里的湟鱼——不过现在不让捕了，要保护生态。对了，我们那儿太阳好，一天能晒十个小时！”
“日照长是好事。”曹德海点点头，“冬虫夏草...那可是好东西。”
接下来的三天，扎西一家就住在合作社的招待所——其实是几间空置的宿舍，临时收拾出来的。曹德海带着他们参观联盟的各个部分：参园、温室、加工车间、实验室、图书室...
每到一处，扎西都看得极其认真，掏出个小本子不停地记。多吉和索朗年轻，对机器设备更感兴趣，围着真空包装机、烘干机转来转去，问这问那。卓玛则跟着曲小梅，看她怎么做实验，怎么分析数据，眼睛一眨不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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