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增农税以充国用，此乃饮鸩止渴，祸国殃民之策！断不可行！”
“前朝之亡，殷鉴不远！其末帝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终至义旗四起，江山倾覆！此乃竭泽而渔，自取灭亡之道也！”
“本朝太祖皇帝，承天命，顺民心，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理，登基之初便立下‘永不加赋’之祖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有今日大乾之开国气象！此乃固本安邦之基石也！今若效仿前朝遗毒，增农税以充国用，非但违逆祖训，动摇国本，更是背弃民心，自毁长城之举！此其一不可行！”
这一段，他写得义正言辞，完全符合儒家仁政思想，也必然会得到郑玄的认可。
在彻底否定了增农税之后，他笔锋陡然一转，直指问题根源：
“然则，国库空虚，军备废弛，民生维艰，亦是燃眉之急，不可不察！臣以为，病根非在农税之轻，而在国家财富分配与税收结构之极度畸形！”
“我大乾立国，承袭前朝‘重农抑商’之策，本意固佳。然时至今日，此策已然僵化失当！农税虽明定十税一，然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层层加派，火耗、折色、摊丁入亩……种种盘剥，早已远超十税一之限！百姓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反观商业，承平日久，日渐繁荣。商贾巨富，坐拥金山银海，日进斗金！然我朝商税，仅定三十税一，且征管混乱，漏洞百出！豪商巨贾，或勾结官吏，隐匿资产；或利用行会，集体抗税；或钻律法空子，避重就轻……致使国家财富如江河奔涌，尽入私囊，而国库却如枯井，日益空虚！此乃国之大弊，祸乱之源也！”
陈锋大胆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不在“节流”，而在“开源”！非但不能增农税，反而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步降低农税，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激发农业生产的活力。而真正的财源，在于“开商税之源，取利于末，以补其本”！
他提出了五大策。
第一策：成立“大乾税务总局”。建议成立一个独立于户部之外、由皇帝直接垂直管理的全新机构——“税务总局”。
总局在各州、府、县设立分局，专司全国所有税收，特别是商税的征收、稽查与管理。此举旨在打破地方官吏与本地豪商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将财权从地方上收到中央，确保税款能足额、及时地上缴国库。
第二策：推行“商税一体化登记制”。
所有商铺、作坊、商队，无论大小，必须在当地税务分局登记备案，详细申报其经营范围、资本数额、雇工人数等，领取“营业执照”，凭照经营。
无照经营者，视为“黑商”，一经查实，货物没收，并处以重罚。此举旨在将所有商业活动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为精准征税提供数据基础。
第三策：废除固定税率，实行“行业累进差额税率”。
废除“三十税一”的一刀切税率。对不同行业、不同盈利规模的商户，实行不同的“累进税率”。贩卖米粮、布匹、食盐、农具等民生必需品的小商贩，税率从宽，甚至在一定营业额内免税。
普通手工作坊、货运商队等，定为十税一。经营酒楼、绸缎、珠宝、香料、以及青楼、赌场等行业的豪商，征收重税！实行阶梯累进，盈利越高，税率越高，最高可至三成，即十税三！
此举旨在实现税收公平，既保护小微商业，又有效从豪商巨贾手中获取财政收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第四策：开征“海关税”，掌控海外贸易。
随着海贸日渐兴盛，大量海外奇珍异宝、奢侈品流入大乾。建议在泉州、明州等主要通商口岸，设立“市舶司”，对所有进出港口的贸易货物，征收高额关税。出口丝绸、瓷器等，征收一成；进口香料、珠宝等奢侈品，则征收三成至五成的重税！此举旨在将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变成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第五策：发行“大乾国债”，以解燃眉之急。
考虑到推行新税法必将遭遇巨大阻力，短期内国库仍可能紧张。建议由朝廷出面，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向民间富户、世家大族发行“国债”。约定年限与利息，到期连本带息归还。
这是一种全新的、不损害民力的“借钱”方式。既能迅速筹集资金，解决短期财政困难，又能将民间闲散的巨额财富，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文章最后，陈锋再次回归“安天下”的主题。他总结道，此五策若能推行，短期内可解国库之危，长期则可使国家财力鼎盛，军备强盛，百姓富足。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外患自消；民富则心安，心安则天下自定。
他笔锋一转，写到：
“然此策之行，必触动豪强巨贾之利，招致顽固守旧之非议，阻力如山，谤言如潮！然为国为民，纵有万般艰难，亦当行之！臣子之忠，不在于巧言令色，阿谀媚上，而在于为君分忧，为国献策！纵斧钺加身，九死不悔！恳请陛下乾纲独断，明鉴万里！”
最后一个字落下，陈锋搁下手中的狼毫笔。
笔尖的墨汁，在洁白的宣纸上，晕开一个圆满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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