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鸦片流毒，清廷并非无动于衷，但始终在“弛禁”与“严禁”之间摇摆，收效甚微。嘉庆帝曾多次下旨禁烟，但“禁令虽严，执行不力”。道光帝继位初期，延续嘉庆政策，下令“严查广州鸦片走私，惩办受贿官员”，但广东官员阳奉阴违，“将查获的少量鸦片焚毁，以掩人耳目”。道光六年（1826年），两广总督阮元查获鸦片三千余箱，本是重大成果，却因英商“暂停走私数月，转而贿赂更高层官员”，最终不了了之。
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提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主张“弛禁鸦片，允许合法进口，课以重税；只禁官员、士兵吸食，民间不禁”，理由是“此举可阻止白银外流，增加国库收入”。弛禁论得到部分官员支持，如广东巡抚祁（yù）便认为“与其禁而不止，不如弛禁收税”。这种妥协主张，实质是对毒品贸易的纵容，遭到了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
湖广总督林则徐痛斥弛禁论：“鸦片流毒，若弛禁则蔓延更甚，数十年后，国将不国。”他在湖广地区试行严禁，“查封烟馆，缉拿烟贩，强制吸食者戒毒”，短期内查获鸦片数百斤，成效显着。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提出“重治吸食者，论死立决”，认为“吸食者死，则贩卖者、种植者自绝”。这份奏折震动朝野，成为严禁派的纲领性文件。
此时的道光帝，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入京，听取禁烟方略。林则徐直言：“若再放任鸦片，中原将无御敌之兵，无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这句话刺痛了道光帝——作为王朝的守护者，他最恐惧的莫过于“兵弱饷空”。最终，道光帝下定决心：“鸦片必须严禁，林则徐着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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