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一支轻装简从的队伍正南下赶路。为首者身着青色官袍，面容刚毅，正是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他此行肩负着道光帝“根除鸦片流毒”的重托，目的地是鸦片走私最猖獗的广东。“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在临行前的奏折中写下的这句誓言（《林则徐集·奏稿》）。三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在此展开，数百万斤鸦片化为烟渣，沉入伶仃洋，这一壮举如惊雷般唤醒了沉睡的国民，也为近代中国抗击外侮写下了悲壮的开篇。
道光十八年（1838年）冬，清廷内部围绕“禁烟”的争论已到白热化。黄爵滋“重治吸食”的奏折引发朝野热议，林则徐在湖广禁烟的成效更让道光帝看到希望。十二月，道光帝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从凌晨至深夜，详询禁烟方略。林则徐直言：“鸦片走私，根在洋商，次在官贪，若不严惩，祸国殃民。”他提出“先塞其源，后禁其流”的策略：第一步迫使英商交出囤积鸦片，第二步严查国内吸食与贩卖，第三步整顿海防，防止鸦片再入（《林则徐年谱》）。
道光帝深以为然，破格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办理广东海防，查办鸦片事宜”，并特准“节制广东水师，调度全省文武官员”（《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九）。这一任命打破了清代钦差大臣“不得干预地方军政”的惯例，足见朝廷对禁烟的重视。当时朝野对林则徐寄予厚望，曾国藩写道：“林公素有清名，敢任事，粤省禁烟，唯其可成。”
林则徐深知此行凶险。鸦片贸易背后是英商的巨额利益、广东官员的腐败网络，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国损主权”。临行前，他将家人托付给友人，带了两名精通英语的翻译（袁德辉、梁进德），并秘密收集西方书籍、报纸，编译《四洲志》，为了解“夷情”做准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此行乃蹈汤火，若能为国家除此大患，虽死无憾。”（《林则徐书简》）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码头上，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率文武官员迎接，而远处的十三行商馆内，英商听闻钦差大臣已至，边将部分鸦片转移至伶仃洋的趸船，企图拖延敷衍。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铁腕禁烟：
-切断腐败链条：他先以“观风试”为名，召集广州各级官员考试，考题暗藏对鸦片走私的调查（如“鸦片来源”“受贿官员姓名”），迫使官员坦白；随即下令将“与英商勾结最密”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停职，震慑了一批观望的官员。
- 传讯洋商施压：次日，林则徐传谕十三行洋商，限令英商三日内交出所有鸦片，并出具“永不再贩”的甘结（保证书），否则“封舱停市，驱逐出粤”。他特别指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 分化瓦解势力：英商起初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面抵制，声称“鸦片乃私人财产，政府无权干涉”，并怂恿英商拖延。林则徐识破其伎俩，下令封锁十三行商馆，断绝水粮，撤走中国雇员，迫使义律就范。商馆内“英商缺水少食，怨声载道”，义律不得不妥协，于二月十四日（3月28日）承诺交出鸦片。
这场对峙中，林则徐展现了既强硬又灵活的策略。他对“愿具甘结”的美商、葡商“照常贸易”，孤立英商；对配合禁烟的十三行总商伍秉鉴，虽因其曾参与走私而斥责，但仍允许其协助交涉。邓廷桢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称赞：“林公运筹帷幄，恩威并施，夷人始知畏惧。”（《筹办夷务始末》卷七）
至当年四月初，英商共交出鸦片箱（其中美国商人也交出1540箱），合计约237万多斤。如何处置这批鸦片？道光帝最初谕令“解京验明销毁”，但林则徐考虑到“路途遥远，恐有偷换”，建议“就地销毁”，获朝廷批准。经过反复研究，他选定东莞虎门的海滩作为销烟地点——此处地势开阔，靠近海口，便于民众观瞻，也可防止鸦片偷运。
销烟的方法经过精心设计：在海滩挖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池子，底部铺石板，四周钉木板，池前开涵洞通海，池后设水沟引入淡水。销毁时，先将海水引入池中，加入石灰，再将鸦片切碎投入，“石灰遇水沸腾，鸦片随之消融”，待退潮时打开涵洞，“烟渣随浪入海，再用清水冲洗池底，不留丝毫”（《林则徐日记》）。这种方法比“火烧”更彻底。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清晨，当地百姓、文武官员、甚至外国商人（受邀参观）齐聚海滩。林则徐身着官服，亲自主持仪式，一声令下，兵勇们将鸦片投入池中，顿时“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池中泡沫翻腾，腥臭之气弥漫数里”（《夷氛闻记》）。围观百姓“欢呼雀跃，声震海滩”，有人跪地叩拜，称“林公为民除害，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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