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弗洛姆，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墙头草。他事先对密谋集团的计划，是知情的，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但他打的算盘是：你们先干，等你们干成了，确认希特勒真死了，我再跳出来，以“拨乱反正”的功臣面目，加入你们，分享胜利果实。可要是你们失败了……那对不起，我跟你们不熟，我还要反过来抓你们，向元首表忠心。
所以，当奥尔布里希特请求他下令启动“女武神”时，弗洛姆直接拒绝了。他拿起电话，亲自打到“狼穴”去核实。电话那头，凯特尔元帅告诉他：“元首只是受了点轻伤。”
这下弗洛姆心里有底了。他不仅拒绝合作，还反过来，想把奥尔布里希特这几个密谋者给当场逮捕。
下午4点左右，施陶芬贝格的飞机，终于在柏林降落。他一回到本德勒大楼，看到眼前这副混乱、迟滞的景象，肺都快气炸了。他这才明白，自己不在的这几个小时，柏林的这帮同伴，几乎什么都没干！
“简直是胡闹！”
施陶芬贝格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希特勒已死，然后，和他的同伴们一起，直接把那个摇摆不定的弗洛姆将军给抓了起来，关进了一间办公室。随后，他们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强行向全国发布“女武神”的命令。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更要命的是，他们犯下了一个业余到不能再业余的、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大错误：
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切断所有与“狼穴”的通讯线路！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搞政变，最最基本的操作，不就是第一时间抢占电台、切断电话线，控制住信息的发布渠道吗？这样，你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你才能掌握话语权。可密谋者们，偏偏就漏掉了这最致命的一环。
于是，政变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傍晚时分，柏林卫戍营的指挥官，一位名叫奥托·恩斯特·雷马的少校，是一位忠诚于希特勒、但对政变毫不知情的军官。他接到了“女武神”的命令，任务是：立刻带兵，前往逮捕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雷马少校二话不说，带着部队，气势汹汹地就包围了戈培尔的办公室。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戈培尔，这位纳粹的宣传天才，上演了他一生中最精彩、最力挽狂澜的一次即兴表演。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戈培尔异常冷静。他看着雷马少校，平静地说：“少校，你被叛徒欺骗了。元首根本没有死，他还活着。”
雷马当然不信。
戈培尔微微一笑，指了指桌上的电话：“你不信？我可以让你亲耳听到他的声音。”
说着，戈培尔拿起电话，通过一条直通“狼穴”的专线，直接就接通了希特勒本人。
“我的元首，雷马少校在这里，他不相信您还活着。”
戈培尔把听筒，递给了雷马。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雷马再熟悉不过的、带有浓重奥地利口音的独特声音：“雷马少校，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雷马少校当时脑子估计“嗡”的一下就炸了。他立正站好，对着话筒大喊：“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接着说：“我还活着。有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军官，发动了可耻的叛乱。我现在授予你全权，用你手下所有的部队，以我的名义，粉碎这场叛乱。逮捕或击毙所有反抗者！”
这通电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逆转了柏林的整个局势。
雷马少校的忠诚，立刻从“女武神”的命令，转回到了元首本人身上。几分钟前，他还是执行政变的工具；几分钟后，他就成了镇压政变的急先锋。他手下的部队，立刻调转枪口，开始按照戈培尔的指示，逮捕城内的密谋分子。
政变，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彻底失败了。
当天深夜，雷马的部队，包围了本德勒大楼。被解救出来的那个机会主义者弗洛姆将军，为了杀人灭口，掩盖自己知情不报的罪行，急不可耐地，当场组织了一个即席的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宣判施陶芬贝格、奥尔布里希特、哈夫滕等四位政变的核心人物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本德勒大楼的庭院里，借着一辆军用卡车那昏暗的车头灯光，行刑队举起了枪。
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遗言：
“我们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枪声响起，这位勇敢的、孤独的抵抗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标志着这场德国抵抗运动最高潮的终结。然而，对于成千上万和他有关联的人来说，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720事件，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早就看不顺眼的、那些内心并不忠诚的国防军传统贵族军官团，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者，进行一次彻底的、血腥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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