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饱经侵略与压迫的屈辱史，更是一部底层民众奋起抗争、书写民族精神的壮丽史诗。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两大农民革命浪潮，虽因历史局限未能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却以鲜血与呐喊证明：中国人民从未屈服，始终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主体。那些将民众反抗污名化为“暴乱”“愚昧”的偏见，恰恰暴露了对历史规律的无知——正是无数“草芥般”的普通百姓，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独立的基石。
1851年，金田村的一声巨响，揭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这场历时14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革命，以“反清妖”为旗帜，将“均田免赋”的朴素理想升华为系统的反封建纲领。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天下田天下人同耕”，首次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转化为政治纲领；设立女科、废除缠足，打破了延续千年的性别压迫；焚烧孔庙、批判理学，直指满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根基。这些举措虽因历史局限未能完全落地，却如惊雷般劈开了封建统治的铁幕。
在军事上，太平军重创八旗绿营，攻破了大半个中国的满城。迫使清廷不得不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方武装。这一权力结构的松动，为后来的地方自治乃至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首次将反清与反帝相结合——拒绝承认《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在上海之战中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让列强见识到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正如马克思所预言：“太平天国是东方革命的曙光”，它撕开了封建帝制的裂痕，让“改朝换代”的传统起义升华为近代民族革命的先声。
半个世纪后，当列强的铁蹄踏碎华北平原，义和团的“刀枪不入”虽带着迷信色彩，却承载着最朴素的民族尊严。这群手持锄头、身着布衣的农民，在“洋人吃孩子”的传言中挺身而出，用最原始的武器对抗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廊坊之战中，500名义和团战士倒在血泊中，却让联军统帅西摩尔发出“若有现代武器必全军覆没”的哀叹。这种“无知无畏”的反抗，本质上是底层民众对教会特权、殖民侵略的本能反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教堂强占土地，传教士肆意干预司法，关税主权丧失，白银如流水般外流。面对这一系列的不公和压迫，手无寸铁的百姓们并没有选择沉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诠释着“宁为玉碎”的民族气节。
义和团，这个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又耀眼的组织，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他们用实际行动向列强证明：中国，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是无法被直接殖民的。
相比之下，满清政权显得较为软弱，更容易被列强控制。于是，列强们开始改变策略，从“瓜分中国”转向“以华制华”，通过扶持满清政权来实现对中国的间接统治。《辛丑条约》的签订，便是这一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
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民众的反抗力量让列强们感到无奈，他们不得不正视民众的反抗精神。为了压迫汉人，西方列强甚至给予满清政权大力支持，连战争赔款都给予贷款，这无疑是对人民反抗力量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义和团虽败，而其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种根植于民间的反帝精神，如同一颗火种，在黑暗中燃烧，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近百年来，一些公知和别有用心的人对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抹黑从未停止：除了胡乱篡改历史，还斥其为“邪教暴乱”，或讽其“盲目排外”，却选择性遗忘了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反抗源于压迫。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农民因“天地会”抗租遭血腥镇压，人均土地不足1.5亩，赋税却比清初暴涨30倍；义和团兴起的直隶地区，教堂侵占田产达200万亩，传教士甚至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当官府成为列强的帮凶，当法律沦为剥削的工具，手无寸铁的百姓除了“揭竿而起”，尚有何路可走？
其二，进步藏于局限。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虽空想，却首次实践了“平均分配”的社会理想；义和团的“灭洋”虽盲目，却凝聚了民族觉醒的最初呐喊。这些局限，恰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阶梯——没有太平天国对清廷的重创，就没有后来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没有义和团对列强的震慑，就没有“人民战争”思想的萌芽。
这两场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的命运，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太平天国让清廷见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迫使后来的洋务派不得不“师夷长技”以自救；义和团让列强明白“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放弃了殖民统治的妄想。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教员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既要发动群众打破旧世界，又要以先进理论避免历史周期律——这正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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