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用了首页一半的篇幅，回顾余切曾经的。
然后得出结论：“文艺工作者，应当从人民中来，为了人民。”
京城这边很多作家写信寄给余切，赞扬他的努力。
作家石铁生写信给金介甫道：“去大山很伟大！人生来孤独无助，命运无常……可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作家是做梦的器官！你的行为，把梦变成真的！”
这话说的很文绉绉。
因为石铁生不认识金介甫。
至于余切，石铁生就不那么端着了。
两人都常住京城，一年起码要见上好几次。石铁生的轮椅，余切也不是没推过。
余切长得最高最壮，本来最应该扛着石铁生去开会。但是“春雨行动”后，石铁生认为“余切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做了很多事情，不应当再背负我了！”
石铁生也没有那么豁达。他的个性在豁达和敏感之间横跳。
当有人做的事情，勾起了石铁生的梦想甚至幻想时，他就会忍不住佩服了。
比如美国人刘易斯在洛杉矶奥运会创下伟业，石铁生激动的写下文章赞美这个黑人运动员，说他是“一头黑色的猎豹”。
余切在哥伦比亚硬刚小国政府，竟然传奇地得胜而归。
石铁生有段时间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写个美洲武侠——后来他的病情发作，不能写长篇，只好作罢。
“要是我能跑能跳，我要天天把余切背着，我以前是跳远冠军呢！他去哪，我让他去哪！余切圆了我的心愿，我本来是亏欠他的。”
于是，扛石铁生的活儿落在了余桦或是苏彤身上。
《京城晚报》对石铁生有场采访，石铁生展出他和余切之间的信件，信上面可以看到，每年过节，余切都会给石铁生写信，关心他的境况。
石铁生会回一封长得多的信件。
“余切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他很有能量，越是弱小的人，他越是情不自禁要替这个人出头。”石铁生道。
“我认为真正的善良，不是对上位者奉承，而是保护弱者。并恰当的改善别人的境遇。”
《京城晚报》刊登了石铁生和余切的信件。报刊随即大卖，石铁生反倒拿到一笔采访费。
他把这笔钱公开捐给“春雨行动”，回来后还激动难耐，又告诉自己的妻子：“我们人人都要替社会出一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我什么也没有，可我还有我的器官。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我希望我的身体还能帮助到别人。”
“我也有这样的梦想！”
时任漂亮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特地来请金介甫吃饭：“我要替总统先生替你写一份报告，你和这个国家的超级巨星结成了朋友，忽然之间你也成了中国人的老朋友。”
金介甫笑道：“我是一个余学研究者，这对我研究余学有什么帮助吗？”
温斯顿是个中国通，他老婆就是一个华裔作家。温斯顿期间，恰逢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温斯顿自己也被认为是最了解中国，最为友善的大使之一。
他对金介甫此前的研究自然很了解。
温斯顿惊讶道：“你们原来还有合作关系！可是，你不是研究那个沈的吗？我还记得……81年，你为了请沈聪文到美国去演讲，甚至惊动了中国这边的高层。最后特批沈聪文赴美，解决了他的困难！”
“我以为你仍然是沈的追随者。”
这里，温斯顿用了“Disciple”这个词。它和一般使用的“研究者、追随者”不同，而更接近于“门徒、信徒”的意思。
在西方的宗教领域，这特指那些信奉神灵的追随者，譬如耶稣的十二门徒。
金介甫当然听得出温斯顿对他的调侃。
做研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用得上“门徒”这个词啊？
可见温斯顿本人不理解，金介甫当年为什么那么推崇沈聪文，所以他用“宗教”这样无法解释的玄妙来描述。这种事情金介甫已经遇见了很多次。
这真的不怪沈聪文，沈聪文绝对是有水平的。
沈聪文被推到诺奖数次，可惜颗粒无收。他自己又不擅长夸耀自己，在文坛，沈聪文也原谅别人，他没有什么要追杀的敌人，于是又缺少了打败敌人的故事……沈聪文做过随军记者，可他也没有立下战功，或是表露什么深邃的战争反思。
沈聪文被战场的巨大恐怖压垮了，尝试过重开。
出于礼貌，所以没有人想到处传颂他的故事——这本来就不是特别英雄主义的事情。
沈聪文纯粹得只关心他的研究。
但这个世界太艹淡了，如今越来越不适合沈这样的老派作家。其实在中国，大家不也去追随那些故事里故事外，都像传奇的人吗？
人就是幕强的，没办法。这和文学无关。
“不再是他了！”金介甫道，“从今以后，我是余先生的disciple，我是他的门徒！”
——
四月初，《背起爸爸去上学》排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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