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技术可以，搞认证就不行了。
舒尔茨很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突然提这回事儿？
是因为余切送的礼物吗？还是在中国实在是太受到追捧？
舒尔茨用了“sorry（遗憾）”这个词，而余切想要听到“apologize（谢罪）”，但以舒尔茨的身份，他当然不可能讲这句话。
余切道：“没有必要觉得遗憾，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让离别变得相当尴尬。舒尔茨预感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舒尔茨今年已85岁，弟子林一夫又要在国内长待几年……舒尔茨就像是诀别一样，快速的说着自己能想到的所有话。
他真的很后悔。
去往机场的路上，舒尔茨三次谈到两人以后要怎么做。
在车上，舒尔茨说“做学者不要碰权力，但也不要一无所知”。
林一夫道：“我知道。因此我不会成为西式模仿者，我会做得很好。”
抵达机场，舒尔茨又说：“宣传比研究更重要。”
这次不是林一夫来说话，而是余切：“当我认为一个研究重要时，我就会写出合适的，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登机前，舒尔茨最后道：“中国人在某些时候，是一种状态，我深以为然……”
这是余切在芝加哥大学讲的原话。
当时是用在那些贷款上学的美国学生身上，而舒尔茨这里，应该说的是后发国家的研究学者。他们都面临极大的劣势，却给自己设了一个极高的目标。
他们心高气傲，但有时也会感到疲惫。只有少数人可以完成蜕变。
舒尔茨说：“我想给你们捷径。说实在的，我没有什么坏的想法。”
这话触动了林一夫，他叹气道：“我宁可走最难的那条路，而且这就够了。”
余切则说：“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捷径。”
舒尔茨最后拥抱了自己的弟子，倒也很洒脱，林一夫哭
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随后冲上云霄，十几个小时后抵达芝加哥。考虑到舒尔茨的年纪，这确实可能是师徒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林一夫怔怔的站在那，余切问他：“后不后悔？”
“不后悔。”林一夫说，“芝加哥学派反凯恩斯，也就是反大组织。这是个国内学者的悖论，要做出成果就要抛出芝加哥的理论，抛出了芝加哥的理论就不可能得到成果。我早明白了。”
余切拍了拍他的肩膀：“舒尔茨是个好人，但他也有立场。说起来，我见过杨振宁……杨先生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一直没有转国籍，后来他改了，也走到了更高，然而一辈子不敢告诉自己的父亲。这是不是一种遗憾？”
林一夫问：“你问过他？杨老感到遗憾吗？”
“遗憾！因为他的名字‘振宁’，就是振兴他的家乡怀宁的意思。这是他父亲对他的期许，我要说‘sorry’（遗憾）了，这不是一个名垂青史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错。”
“sorry？”林一夫反复念了这词几次，“这个词用在这里，真合适。”
……
舒尔茨虽然走了，他邀请余切来芝加哥读书的事儿还没完。
当天听到的人挺多，直接在小圈子爆炸了。历一宁也邀请余切在他那读博，堪称是三顾茅庐，随后，隔壁的水木大学有学者也发出邀请，余切都婉拒了。
没想到，这让胡岱光相当感动。
二月上旬。
燕大已经开学，余切久违的来了学校教室。
他要代替胡岱光上一节课。
由于胡岱光已经退休，这是一堂选修课，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现状的。胡岱光是国内最早引入计量经济学，以及编撰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人物，他的课程很受欢迎。
不过，八十年代的学风很差。燕大也不例外。
眼下有一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前两年已经这样了，现在更加夸张，校园场地和学生宿舍成了“贸易中心”，学生在这里摆摊设点，卖衣服、音像制品、杂志等东西。
教师到堂授课，1/3学生缺席已司空见惯，有时甚至一节课只有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来听讲，几乎每个教室的前两排都是“虚位以待”。
俞敏宏——就是那个被打碎眼镜的西语系同学，如今也在燕大任教。他的英文课几乎就没人来，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因为文科不好就业，也不好留洋，所有文科专业都是逃课重灾区。
胡岱光的课好一些，七十八个人，不过逃了区区三十二个而已。
上课前，众多学生说笑话：“说邓丽君要来大陆开演唱会了？听说过没有！”
“什么地方？”
“羊城！”
一个做录音带生意的学生说：“那我得想办法去羊城看看，那边盗版录音带多，拿来倒手卖，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都不是问题。”
提到邓丽君开演唱会的同学说：“下海有前途吗？真的假的？”
“嗨！之前科大的副校长，看学校里边儿摆摊的那么多，很不满意，把学生轰走了。结果他去沪市出差，报销不了机票的钱，一个摆摊的学生说，老师，您让我在这摆摊吧，我把机票钱给您报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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