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不惜对西夏、河湟之地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
崇宁年间，全国各地玩命的修建漏泽园、居养院、安济坊等等，这些个“官办贫困救助制度和组织机构”。你以为那蔡京良心发现啊？那只不过是对付日益膨胀的经济危机的手段而已。
然而，对付通货膨胀性的经济危机，基础建设以及慈善机构、社会慈善事业大量的投资，对拉动经济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起码能让富户手中过剩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让贫民中过剩的社会劳动力都能挣到钱。从而刺激大宗的低端刚需消费，使得大量的生产力向低端消费品倾斜，让货币流通性增加。
而且此举能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交子也好，钱引也罢，不流通不进行交易的话，那就是纸啊！如此元佑党人口中的“与民夺利”、“虚耗国帑”倒是比经济崩溃好一些。
那张商英倒是看不到此间奥义麽？
可以很坦诚的告诉你，能看到，但是他干不了。
为什么干不了？有皇帝帮他撑腰耶！还不够他臭屁的？
然而，即便是有那说话不怎么算数的皇帝撑腰，那元佑党人也不允许他怎么干，全国绝大多数的豪民富户也不允许他这么干。因为那些个豪民富户可是他们诗酒田园的金主，得罪不得。
那天觉先生本就是元佑党籍，但因本人“持中”的执政理念在那元佑党人心中便是个异类。
本身就有“谓蔡京虽明绍述”的口实，这一但效仿了蔡京，行那《募役法》便是做实了这个叛“党”的罪名。
其二，从富户身上抠钱？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上基本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从富户身上抠到了钱，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富户也会想尽办法再把钱再给弄回来。
届时便又是一个官商勾结，吏“携礼乱政”，豪民“殃民牟利”，闹不好激起民变倒是一个不好收拾。
咦？你说的太绝对了，“吏”怎可“携礼乱政”？
哈，首先说这“权”是自下而上的。文彦博一句“务要人推耳”说出了多少无奈？
其二：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身在基层的，看似良善之人得“权”之后是什么样的。
即便是小区门口的一个保安，你给他一个警棍试试？
那些曾经善良的，存在于社会底层的老人们，绝对有能把一个小区活生生的变成一座监狱。
并美其名曰“管理”，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绝对有这样的权力，去实行这个“管理”。
“管理”在这个词源于意大利文 maneggiare 和法文 manage 演变来的，原意是指“训练和驾驭马匹”。
所以说，这管理的“管”字便有一种强制的意思在里面。即，通过武力或者是律法的手段去加以约束。
而“理”是“梳理”，“理顺”的意思。
意思就是：理顺了关系，再形成有效的法规去进行相应的约束。
但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后面的“理”给选择性的省略了，就剩下“管”了。
不接受“服务”？“管”得你接受“服务”！反正你家在这个小区，你家里还有你的老婆，你的母亲，和你的孩子。你在我手里并不是没有软肋！
民众且是享受这管理的“服务”？姥姥！看看现在的物业管理公司的德行你就知道了。
此类事现在都常有，更不要说几百年前的宋朝。
况且那会作为管理者的小吏，思想还没“先进”到现在的这种程度，还停留在“祸不及家人”的状态。
闲话扯远了，倒是给人落下话柄。书归正传！
然，对天觉而言，如此现状倒是一个方法是有，但无计可施。
一则，此翁为人正直，既不屑那蔡京“舞智御人”之阴诡的手段，又无蔡京那“天资凶谲”的杀伐决断。
其二，对于那种“睥睨祖宗之法”此等不道之举，他又选择了珍惜名誉，大抵是不太可能做的出来。
所以，让这样有珍惜羽毛，又瞻前顾后的好人，去治理这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也只能一味的咬着货币改革不放。
但是，这会，只进行一场单纯的更改币值的“货币改革”肯定是不行了。
真正解决方式，是让货币重新流通起来。而且，钱币上面的数字，在流通面前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倒是个屋漏偏逢连天雨。
七月戊子，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吕惠卿守本官致仕。
这个元丰党改革激进派的二号人物，自此离开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如此，元丰党团势弱。
朝中失去了吕惠卿这个大个子吸引伤害，那本就持中的张商英倒是成了朝中元佑、元丰两党共同之眼中钉也。
于是乎，八月，己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商英出居城西僧舍，交御史台定夺。
御史台有言：“商英为政持平，谓蔡京虽明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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