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芬家兄妹三人，不知是什么原因，舅舅和妈妈都是农村户口，只有小姨是定量户口，听妈妈说了一次，有些含糊。
大概是，刚刚解放那会儿，妈妈家也是个小业主，但不在三水县城，而是在下面的一个镇子上做些小生意。
后来乡下分田地，外公就同意小女儿拿了定量户口留在镇子上上学，儿子和大女儿回原籍分田亩种地，也就变成了农村户口。
当时不知道只要是定量户口，国家就会安排工作，以为有田就不愁温饱，谁知分到手的田亩没几天又全部归了集体，吃亏吃到姥姥家了。
说实话，黄道舟是个很称职的丈夫，他疼老婆，爱子女，吃苦耐劳，同事给半个烧饼、一颗糖他都会省下来，带给儿女吃。
姨夫是个破落资本家的儿子，穷得叮当响还不会疼人，也不耐烦教育子女，活得没心没肺。
但是他也和黄道舟一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惜这年头能够写一手好毛笔字的人太多了，基本上屁用没有。
也只有在过年前帮同事、邻居家写春联时能够听到几句恭维话，满足一下虚荣心。
一般情况下，给左邻右舍写春联的十有八九都是穷酸，还都互相不服气，都认为自己的字比别人写得好。
黄瀚至今都记得，黄道舟就曾经不止说过一次，他的字恢弘大气比小姨夫写得好。
那时的黄瀚不懂啊！也不会提出如“既然你的毛笔字这么厉害，为什么卖不着钱？”这样的疑问。
也幸好黄瀚没有说过这种话，否则屁股被揍得几天都坐不稳凳子大有可能。
说实话，这个时代在外面经常受窝囊气的父辈，回家后瞧见孩子不顺眼，打孩子出出气的比比皆是，黄瀚小时候没少挨揍。
父母揍孩子并不表示不爱孩子，挨老子揍了的孩子也不会记仇更加不会脆弱得需要心理辅导。
这个时代的孩子内心强大着呢，身上的淤青都没退，继续皮得讨来下一顿暴揍的不在少数。
小姨家有个不称职的一家之主，直接的结果就是三个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强，小小年纪就都会煮饭、烧菜。
算得上穷困潦倒的姨夫依旧附庸风雅乐此不疲，总幻想着写出东西一鸣惊人。
可惜文采跟天赋息息相关，他写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只是偶尔有一两篇小文章在发行量一般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挣到的稿费还不够买纸笔、付邮费。
两千年后经济水平略微好转，他还自己花钱出书，结果就跟赵本山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角色出的那本《月子》一模一样。
现在的姨夫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没有正式工作，做临时工总是干不长，理由都是被有关系的人挤掉了工作。
小时候的黄瀚一点点也不怀疑这样的说法，认为社会不公，老实人吃大亏。
后来长大接触到了社会，这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姨夫自己。
很简单，一个自认为才高八斗的临时工，现实中是个言过其实的手残，领导不待见，同事排斥，肯定是第一个滚蛋的人。
黄瀚安慰张芳芬道：“妈妈，等‘双肩包’样子做出来你可以让小姨利用下班时间来家里帮着做，可以一天给她一块钱。”
“嗯！小姨的工龄短工资不高，比你爸爸还要少四块钱一个月，真能赚一块钱一天，能顶一天工资，她要是知道一定乐坏了。”
“小姨来家里帮着缝纫，肯定要用我们家的缝纫机，妈妈，你以后要学着做领导，你的主要工作是把握质量，分发布料、拉链、纽扣计算该给出的工钱。”
“我晓得，就是不知道‘双肩包’的生意能不能做得长久？”
“肯定做不长，但是做三五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有本钱，要不然做出来一二百只，家里就没钱买拉链给工钱了。”
这个账黄瀚大体估算过，如果全是利用一块钱一捆的“劳动布”布头，一只“双肩包”的成本应该在两块五毛至三块钱之间。
压货二百只就得有五百块钱左右的本金，运到沪城有成文阁爸爸帮忙用不着考虑运费，但是黄瀚需要时间去沪城完成销售，自己去还不行，至少要有张芳芬陪着。
最好的销售时机应该是寒假过后开学前几天，沪城何其大也，黄瀚相当熟悉那地方，这么时髦、结实、耐用的“劳动布双肩包”，他有信心利用几天时间卖几百个。
处处需要花钱，买间房子开个小店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这才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月的重点，做“双肩包”不急，可以慢慢来。
张芳芬想了想，问道：“为什么不一边做一边拿到街上去卖呢？”
“妈妈太聪明了，可是我不想在我们这儿卖。”
“为啥？”
“主要原因是卖不上价，次要原因是担心人家瞧上了这生意，也去‘东方红布厂’买布头，跟我们家形成竞争。
所以只半卖半送给熟人。让人家看不到利润，暂时生不出做‘双肩包’卖钱的心思，避免张春梅妈妈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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