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远和兄妹们的卧室在阁楼上，客厅后面与父母的卧室之间有一个很窄的过道。
他拉了下墙上的拉线开关，头顶射出一方光柱，他双手握着木梯，一级一级爬上去。
他的头从地板上冒出来，床底下的板凳腿，塞在床底下的木箱子凌乱地呈现在眼前，还有地板上乱七八糟放着的鞋子、热水瓶、痰盂，一盏灯悬在桌子上方，再往上爬，看到桌子两边的床上都叠放着红红绿绿的大花被子。
桌面比较凌乱，带支架的圆镜，雪花膏瓶子，蛤蜊油的蚌壳，各色牛皮筋，一堆书上放着一台三洋录放机，旁边十几盒磁带，一台黑盒子的留声机上放着一叠圆盘的唱片，桌上几个搪瓷杯，还有一支卷发器，拖着打弯的电源线。
钟志远将书包随意地放在桌子上，饶有兴趣地打开留声机，拿起唱片，从纸袋里抽出一张红色塑胶的唱片放进去，将磁针放下，圆盘转动起来，留声机里传来一个男人忧伤而动听的歌声：
“姑娘你好像一朵花
美丽眼睛人人赞美它
姑娘你和我说句话
为了你的眼睛到你家
把我引到了井底下
割断了绳索就走开啦
你呀 你呀 你呀”
听着歌声，钟志远有种好久远的感觉，又不由的沉浸其中。
钟志远想起了那个曾和自己在暑假勤工俭学叫铁铁的姑娘，一起推大板车拉砖头，空车时铁铁坐在板车上，自己拉着她，她在车上唱歌给自己听，铁铁快乐的笑脸，铁铁低头衣口露出的那团白腻……小工结束后，夜晚自己在田埂上忧伤地唱起的就是这支歌。
钟志远沉浸在懵懂少年时的甜蜜思绪里，连大哥上楼都没听到。
“志远，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钟志远听到大哥的声音才回过神来，叫了声“哥”，将电唱机关掉。
钟建国长得白净清瘦，高鼻梁，络腮胡，一头卷发，脖子上一条围巾，很文艺范。
钟建国摘下围巾放一边，拎起热水瓶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几口，斜靠在床头，拿着本本，在记着什么。
哥俩相差一圈，两代人似的，大哥和上海知青、赣州知青都曾是钟志远心目中的时尚青年。农闲时知青们聚在某人的屋里，讨论着某本小说，让幼小的钟志远一度感觉到一种文学召唤。学习的欲望像星星之火，在心里燎原。
那时大哥从外面带回来的，都是钟志远没有听过，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跟大哥往来的都是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男男女女都说普通话，穿着时髦，帅气漂亮。后来知道，那些很多是外地来的勘探队的人，909，264，这些许多只有数字的单位。
那年头照相是个时尚活，很能吸引一批人，特别是漂亮女孩子，越是漂亮女孩越爱美，越爱照相，所以，钟建国当年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身边常围着一帮女人，钟志远都叫了好几个小姐姐“嫂嫂”。
回城之后，钟建国一落千丈，郁郁不得志。幸好钟志远替考进了钨业公司，才安定下来。
“哥，在干么？”钟志远从书包里拿出数学本，问大哥。
“哎，刘芳她妈讲要准备三大件，十八条腿。”
钟建国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像绝大多数下乡知青一样，不愿在农村结婚，好不容易回城了，岁数又大了，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这会儿还不兴彩礼，但要置备齐“三大件”和“十八条腿”，可也是不菲的一笔花销。
三大件大体是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之类，各家要求不一样，十八条甚至三十六条腿，说白了就是一套组合家具，床、沙发、柜子之类的。
“结个婚好累，还要摆酒席，都是钱！”钟建国叹息道。
“这些都是小事。”钟志远说，心想，我不回来了吗？他问，“哥，你们单位怎么样？”
“好！亏得你帮我考进去了，好多托关系的都进不去！”钟建国高兴地说。
“那你在单位怎么样？”钟志远问。
“领导晓得我考了第一名，车间重点培养我，我吃得苦，又会托卵头，”钟建国得意地笑道，“搞不好有机会到日本去深造。车间的设备日本人都不让动，婊子崽的东西！”
钟建国狠狠的骂日本人，钟志远好笑，没想到哥也是愤青。
“哥，你可晓得严打的事？”他问道，意在提醒大哥。“从去年7月份开始的，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打砸抢，偷盗国家财产，听讲现在犯了事就送监狱，好多都送到青海大西北去了。”
“晓得毛子，有这么严重啊？”钟建国惊讶地问。
“有传言，派出所都有指标，现在不管犯什么事，逮住就判刑送监狱，形势可严峻了。”钟志远瞎说八道，故意说得很吓人。
钟建国若有所思，用笔在本子上写写划划，自言自语道：“管它，不犯事，什么事都没有。”
钟志远看了大哥一眼，暗叹口气，你是没主动，可被动也是犯事啊。
“哥，如果你组长，工段长喊你做坏事，你可做？”钟志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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