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飞之所以对余良不满，是因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属于工会的基本职责。余良在没有和他打招呼的前提下，就把在全矿各头面和主要场所显要位置悬挂《煤矿职工的十大权利》看板的通知下了，属于标准的越俎代庖，简直就是没把他这个工会主席放在眼里。
他觉得，如果余良懂“规矩”的话，应该先把这件事向他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再由他出面，向大矿长王东升进行请示，待王东升同意后，由工会主抓这件事推进落实。这样既名正言顺，又皆大欢喜。谁知余良这个愣头青啥也不顾，把自己弄的很是被动。
“任主席，你回去以后，抓紧动起来，办几件漂亮事，不能再这样无声无息了。”吴前进吩咐道。
任南飞赶紧点点头，答应一声，领命而去。
吴前进靠在舒适的老板椅上，闭上眼，慢慢思考起来。
他之所以批评任南飞，并不是为了促进工会工作，而是他觉得现在有必要和王东升争一争了。
对于王东升这个矿长职务，他很是羡慕。他觉得自己这个书记虽然也是一把手，含金量却比王东升这个矿长有不小的差距，而最大的差距就是在钱上。
王东升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自己如果能在王东升退休前，做几件漂亮事，让局长胡来喜看看，转任矿长就顺理成章了。如果再好好活动活动，给局长胡来喜好好意思意思，来他个一马双跨矿长兼书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前段时间王东升成立考核办，提拔余良担任考核办副主任，开始他还不大理解，觉得王东升是在瞎折腾。
直到最近，他才慢慢回过味来。王东升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在自己退休后，还能保持一定的影响力，让自己的一些管理理念在山南矿继续推行下去，而继续推行下去的抓手就是余良。
对于余良，吴前进并没有多少好感。他觉得，这个余良虽然年轻，但无论是工作方法，还是管理理念，还是处世之道，都和王东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任其发展，弄不好就会成为王东升的又一个翻版，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自己为官多年，对于国有企业的弊端，他心知肚明：一是产权关系模糊?，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全民财产所有者的一员，大家可以享受财产权利，但没有人承担经济责任，导致企业缺乏明确的产权关系；二是?投资主体单一?，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导致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三是?企业资产呆滞?，国有资产流失、浪费和闲置现象严重，企业资产利用效率低下；四是?政企职责不分?，政府兼具社会经济管理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职能，导致政企不分，企业缺乏自主权；五是?经济效益不佳?，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和压力，企业缺乏动力和激励机制，生产经营十分困难；六是?管理机制僵化，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和满足市场需求；?七是?缺乏创新和灵活性，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更为严重的是，企业办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分配向重工业倾斜，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所需的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很不发达，这就逼迫国有企业采取“大而全、小而全”的做法，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设施，甚至不计成本和代价，尽量建立完整的封闭式社会性服务体系，造成企业沉重负担。
别的不说，就拿职工住宅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的“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其他机构五个方面来说，每年的花费，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再加上现在开放搞活，实行市场经济，煤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煤炭价格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下滑，矛盾更加突出。
在这种形势下，依靠个人努力能把企业搞好，打死他也不相信。与其这样，还不如趁乱给自己捞个实惠，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欲来个痛快。
虽然他在大会小会上高谈阔论、正气凛然，在人前装出一副一心为公、中规中矩的面孔，但在内心深处，始终信奉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制度完善，自己这个领导的操作空间就小了，大家都按规则做事，谁还想到领导？反之在混乱、无序的环境中，自己更容易操控局势，把权力集中，掌控在手中。
因为乱象丛生，谁都不服谁，谁也无法拍板，员工之间拉帮结派，部门各自为政，相互扯皮，不管有事没事都得找领导批示、汇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搞乱了，大家都得抱他大腿，依赖他。
如果一个单位井然有序，大家都各司其职，领导的存在感就变得很低。为了彰显自己存在的必要性，混乱的环境，更容易造就“救世主”的形象，进一步巩固地位。
同时，混乱的环境更能激发员工之间的危机感，增强竞争意识，同事间相互争功推责，产生纷争和矛盾，自然需要领导来介入协调，谁都不服谁，让领导说了算。大家都围着自己转，影响力就会日益巩固，领导职权施展的空间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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