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杀了这几位甲级战犯后，徐闻却未再动手。
殿上却无动静。
见氛围冷的差不多，徐闻缓步而下，一步一步走近众大名，声如洪钟：“尔等虽曾拒命，然多因政局所迫、幕府胁迫，今日既已投诚，便是大明臣民。”
“念尔等原为此地旧主，未必皆逆命为乱，故设‘宗藩制’以待忠顺。”
“今拟设一百零八藩，为‘藩镇封邑’，凡初降明军、有功战阵者，皆得世袭其一，三代不迁。”
话音一落，诸大名皆一愣。
还未从“天下归郡县”的惊讶中回过神，便又听得“封百八藩，世袭三代”的好消息。
大殿中一片哗然，有人面露惊喜，有人半信半疑。
徐闻举手示意，继续言道：“然，藩只传三代，不可复设私兵，不得干预县政，不得与郡官交结，否则削藩逐家，终身不得仕。”
“每藩至多养士不逾千人，其职不过为地方辅军；其族不得再兼商贾，不得设私府、悬私印，违者如叛。”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
徐闻并未打算保留日本旧制诸侯那种“半独立”的状态。
他要的是，可控的地头蛇，不是再长牙的豺狼。
听完这番诏言，在座的许多大名心中波澜再起。
伊达、细川、毛利、黑田……这些世代强藩的老牌家族，都已意识到，他们的“国”已亡，家族的“国政”终止，而后代将不过是明帝国册封的乡吏、侯臣。
但他们也明白，在这种局势下，这样的“待遇”已经是仁政。
总归比被斩杀当初的幕府重臣要好。
连天皇都被废去皇位，流放漠北苦寒之地了，他们这些大名可以世袭三代，已经很好了。
就在众人胡思乱想之时，徐闻一拍御案：
“初封之日，亦是授勋之刻，凡今之归顺大名，分为三等！”
“首批随军出征、助明军破敌者，称‘辅藩’，赐地千町，子爵世袭。”
“中途纳降、守土未乱者，称‘顺藩’，赐地五百町，准男爵世袭。”
“迟疑不前、摇摆不定者，称‘附藩’，赐地百町，爵从议定。”
“凡附藩以下，不得再称‘大名’。”
这番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分功赏位、定律赐地，一切有据。
更重要的是，徐闻给了大家一个“归属帝国”的正当身份，而不是“丧家之犬”的羞辱角色。
这便是徐闻的高明之处。
他没有完全砸烂旧秩序，而是以朝廷体制兜住地方精英，将这群原本可能反复无常的藩主，收编成“帝国藩屏”。
当日午后，封爵诏令宣读，赏地、赐田、分工、设制，步步稳妥。
不到两个月，全日本的旧大名已九成入藩，皆递表誓效明廷。
所有藩主被削去实权，重新授以地方行政官衔，按等级编入文、武职官体系，仅保留象征性封号和部分俸禄。
同时，大量儒生、官吏、工匠、商贾自明土渡倭，建立书院、督学馆、明制工坊、钱庄、监营司，使各地行政、经济逐步与中土接轨。
徐闻深知文化同化胜于武力征服，于是设立“皇明书院”，在东都设三大学堂，教授汉文、四书五经、律令制度与农本理政之道。
日本原有的寺院学问所被改为“县学”，并入皇明教统。
令降将之子必入官学，学习明制，接受礼教训导。
大量日本少年开始改用汉名、着明服，甚至在东京街头以“孔子曰”作答。
京都贵族妇人以能读《大学》《礼记》为荣，日本社会上层渐染儒风，礼仪制度亦大为整肃。
为了根除反抗根源，徐闻迅速整编倭地兵制。
原幕府军被分拆编入明军体系，改制为“征东协军”，统一训练、统一指挥；
明军设立“都察司”督察地方武装动向；
禁止私设兵营、私养武士，凡持兵不报者，视为叛逆处死。
而面对顽固不降的残余势力，徐闻采取分区清剿、连坐压制与政治招抚并用之策。
最着名的是“关东余孽三年剿灭战”。
那些逃入深山或联合海盗骚扰海岸的旧幕府死忠，被分为十三股势力，活动于箱根、日光、越后、佐渡等地。
徐闻任命孙子徐昭为“东征使”，统领五万兵力，分批扫荡。
对顽抗者：焚寨灭营、斩首示众；
对动摇者：劝降纳编，封为佐将，令其子送往东京为质；
对归顺者：赏赐田土，允其归耕。
一年之内，残敌尽平。
远在北京，成化帝朱见深，收到越王府奏疏后的反应，亦是满意非常。
他对身边太监说：“相父之策，不在于取国，而在于守人，能得人心之地，方可为久远之业。”
随即下旨：“准越王府设‘东瀛宗藩录事司’，专录各藩功绩与治绩，若有能者，许其子孙赴京入仕。”
又传太常寺重修明史，增设“平倭列传”，以记此番征东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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