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燕京大学的椭圆形会议桌上，一尘不染。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桂建芳，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水稻生物工程项目首任首席科学家王大元教授，长期投身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在转基因领域建树颇丰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以及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云波，他们围坐在这里，一场备受瞩目的关于转基因的讨论即将拉开帷幕。
张启率先打破了会议室里短暂的宁静：
“各位同仁，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因为转基因这个话题在当下备受争议，却又和我们的农业发展、科技创新紧密相连。在座的都是行业内的权威专家，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见解。”
朱桢闻言，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炯炯有神，率先发言：
“从技术层面来讲，转基因技术无疑仍是育种领域的主流技术手段。它的前沿基础研究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对多学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牵动作用。回顾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初期，欧洲国家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上世纪80年代，他们成功攻克了根癌农杆菌Ti质粒技术，这一成果为后续的转基因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产业发展时，就会发现美国的管理模式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国家在转基因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成果，然而产业化进程却相对滞后，这是我们目前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尹伟伦微微颔首，接过朱桢的话茬，语气中满是自豪与欣慰：
“朱研究员说得没错，国家对转基因研发的大力支持确实成效显着。就拿抗虫棉来说，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拥有自主研制抗虫棉技术的国家。从最初国产抗虫棉仅占据5%的市场份额，到如今这一比例已飙升至9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不仅如此，抗虫棉品种的广泛应用，使得杀虫剂的用量大幅减少，这不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还对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另外，新型抗虫转基因水稻和抗虫转基因玉米的研发成果也十分突出，它们不仅抗虫效果高达95%以上，在增产方面也表现出色，分别比对照增产5%以上和5% - 8%。在水稻生物技术领域，2013 - 2015年期间，《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以水稻为材料的论文中，有67%都是由中国科学家在本土独立完成的，这充分彰显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桂建芳听完，轻轻点了点头，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缓缓说道：
“虽然我主要研究方向是水产种业，没有直接参与转基因的研究工作，但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推进大型养殖项目，培育优质品种始终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转基因技术在这方面或许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如今，海鲜陆养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种模式下，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防控风险。同理，对待转基因技术，我们也应该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在充分评估风险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这一技术，为水产种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王大元清了清嗓子，表情严肃而认真，就转基因的安全性和监管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安全性方面，国际组织毒理学学会的声明以及美国三大科学院的报告都明确确认，已批准的含Bt基因和CP4 - ESPSP基因的转基因作物产品、食品和饲料是安全可靠的。通过科学计算可以得知，一个人即使每日食用大量的转基因作物，也不会出现中毒现象。以转基因大豆中的CP4 - EPSPS蛋白为例，它在胃酸中很快就会降解，根本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从实际消费情况来看，美国人食用转基因大豆制品已有多年历史，而在中国市场上，也有不少转基因豆制品在流通。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出现转基因食品乱象，但在监管方面，我们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完善。对于转基因技术，我们应该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根据不同的转基因产品特点，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同时，我们要把知情权和选择权切实地交给公众，让他们能够在充分了解转基因技术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林敏身子前倾，神情专注，条理清晰地阐述观点：
“我补充一点。转基因技术本质和传统杂交育种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它更精准、快速，还打破了物种界限。现在大家担心的安全问题，其实经过严格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和传统食品没有差异。并且，转基因产业前景广阔，咱们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一定要积极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农业竞争里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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