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着名学者李方、中国农业科学院黄大昉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严建兵教授以及环保记者袁越，应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诚挚邀请，齐聚在中国农业大学。
校长柯炳生院士早早就等候在转基因育种实验室门口，脸上挂着热忱的笑容，和众人一一握手，寒暄着欢迎大家的到来。
柯炳生校长一边引领众人参观，一边热情洋溢地介绍实验室的各项成果：“各位请看，这是我们最新培育的转基因小麦品种，通过基因技术的精准调控，不仅抗倒伏能力大幅增强，而且对常见病虫害的抵御能力也远超普通品种，能有效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
张启院士饶有兴趣地凑近观察，仔细查看小麦的植株形态和生长状况，不住点头称赞。李方则满脸好奇，拉着校长询问各种技术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问。黄大昉研究员和袁越也时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校长和其他专家交流探讨。
参观结束后，一行人来到了会议室，围坐在会议桌旁。
柯炳生校长率先开口，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深入探讨一下绿色和平组织对我们转基因研究的影响。大家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和资深人士，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情况也有深入了解，不妨畅所欲言，分享下自己的看法。”
黄大昉研究员神色凝重，率先发言：
“绿色和平组织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很多观点和行为，完全是反科学的。他们把转基因技术称为‘基因污染’，还喊着反对‘遗传修饰自然’，要求生物技术必须‘绝对安全’，否则就禁止发展，这完全违背了科学常识和自然规律。要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零风险的，而转基因技术经过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践验证，是安全且有益的，他们这种极端的要求，无疑是对科技创新的严重阻碍。
就拿我们的转基因抗虫棉来说，2002年他们发布报告，罔顾事实，仅凭主观臆断就称转基因抗虫棉对环境有负面影响，企图以此阻挠其种植和推广，这对我们国家棉花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让很多棉农对这项能带来巨大效益的技术望而却步。”
李方接着说道：
“没错，他们的行为近年来愈发极端。在世界各地，他们频繁组织抗议示威，甚至做出拦阻运输、践踏焚毁试验田这样的恶劣行为，这简直是对科学研究的公然践踏，严重破坏了科研秩序和科研人员的心血。
而且，他们还利用媒体的传播力，大肆抹黑我们的科学家，把我们称为‘利益集团代言人’，这种无端的指责和抹黑，让公众对科学家失去信任，导致部分公众产生反科学的情绪，这对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提升和科技进步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李方又补充说道：
“说起绿色和平组织，我还有不少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简直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派运动残留至今的‘活化石’。你们想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活脱脱像是切格瓦拉丛林游击战理念的海上橡皮艇版，又好似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在环保领域的持久战延续。”
“这组织刚兴起的时候，还是1971年，12个热血青年从温哥华出海，就为了阻止美国核试验。谁能料到，后来竟发展到在全球30个国家设有43个分会，工作人员超1300名。早期他们反对核试验，确实干了一些事情。”李方端起茶杯，轻抿一口，顿了顿。
“可后来呢，随着时间推移，完全变了味儿，逐渐走向了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对立面。就说转基因问题，几十年来，大量科学研究都明明白白地表明转基因作物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可他们呢，偏要坚称只是时间未到，危害还没显露出来。对于能给贫困人群补充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他们也极力抵制，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联名指责他们，质问‘还有多少穷人不得不死去，我们才能将这种行为称为对人类的犯罪’，这话说得够重了吧！”李方微微皱眉，神色中满是无奈。
“他们的行为方式也饱受质疑。虽说宣称非暴力，可那些抗议行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2014年4月11日晚间，他们中国项目主任赖芸等3人，潜入华中农业大学在海南陵水的试验田，居然想盗窃水稻材料，结果被当场抓获，这像什么话！
还有，他们还干过破坏石油勘探船海上设备、爬上核电站冷却塔迫使核电站紧急停运这些极端行为，危害巨大，这和绑架人质来推销自己的方案有什么区别？”李方越说越激动，声音也不自觉提高。
“再讲讲他们坚持的一些观点，简直是夸大其词。坚称本世纪前50到75年地球物种将灭绝一半以上，科学家都证明他们夸大了一百倍，可他们就是不改变说法，还大言不惭地称是为了让人们重视环保。他们资助的转基因大米危害实验用鼠健康的研究，也被揭露受资助者根本没做实验，就选择性引用数据，还用错误统计方法得出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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