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天不作美，在他老当益壮，再掌大权，兴高采烈、甩开膀子、大展宏图、志在千里的时候，不知不觉被可怕的病魔咬住了。那种病来如山倒的感觉，一下子把他压趴下了。他怕见马克思，怕见毛主席，他希望华佗在世，妙手回春，把自己的病根拔掉。他希望多给他点时间，让他继续发号施令，叱咤风云，多干几年，多给儿孙留点积蓄，也算不枉此生！但病魔无情地噬咬着他，他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儿子女儿托他的福，早就离开这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山区小镇，各有各的家庭、事业，这也是他最欣慰的。伺候了党这么多年，给孩子们找个囫囵碗，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由谁接替这副重担？他把希望寄托在内侄米颂身上。他为米颂架桥铺路，清除障碍，可怎么也跨不过人心所向这道坎，一座水塔，一池“浊水”，二百亩土地，几十家怨恨呐！姑夫内侄狼狈为奸、贪得无厌，腰包鼓了，人格贬了，人脉丢了。这就是苟成艮几十年从政的真实写照。一个“贪”字，让他这精明人糊涂了，蜕变了，能怪谁呢？
事不遂愿，心力憔悴，病魔肆虐，苟成艮无力回天，再不能力挽狂澜，改变现实。病情越来越重，在儿女们的护送下，直达北京。等待他的是难熬的病痛，过电影似的往事追忆。其中有甜蜜的美梦，有苦涩的恋情，有不为人知的鄙劣，有社会公认的荣耀。
世道向前发展，可昂首村仍然有一部分人，被桎梏在封建迷信的怪圈内，他们把人生经历归咎于“命”，说什么：“前面走个人，后面跟个命”、“命里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有命不用大早起，财神自个叫门来”、“懒人有懒福，忙人不得闲”、“虼绦虫巍巍不动，浑身吃成肉棍；蚂蚁急撩急乱，担心把腰饿断。”他们相信命的安排，所以相信主宰命运的神灵。
昂首村退休干部薛弥关热衷于佛教文化到了痴迷的程度，比他当年积极投身革命、主动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党还不遗余力。每当他身披袈裟、手敲钵盂、口诵经文时，那种超然脱俗、自命不凡的一举一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退休后寂寞无聊？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还是另有盘算？反正他感染了不少人，因为这样的善举在农村很受推崇。
薛弥关很有口才，很有感召力，他能引经据典讲出很多善恶报应的故事来。所以村里那些向善的居士们愿意听他的。他在“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与老对头苟成艮一拍即合，筹集资金，把镇政府搬迁后留下的奶奶庙旧建筑维修加固，再塑金身。还把金大浪霸占的庙外宅基地花钱赎回来，建成二层仿古式钟鼓楼，楼上正中一阁两用，供奉着文昌、魁星，两边是钟楼鼓楼，地方不大，但也飞檐斗拱、黄瓦碧脊、气势壮观。与别的庙宇不同的是楼下正中只留一个圆洞门，钟鼓楼下却是两个圆圆的窗孔。门洞两边镶嵌一幅烧瓷对联：“慈善呈大德，古刹换新颜”门上方是“普济寺”三字。两圆窗玻璃上喷着大大的“佛”字，铁红色外墙，显出古风古韵。庙内无主持，薛弥关成了守庙“和尚”，暮鼓晨钟、早晚功课，现代化的播音设备，把那悠扬的诵经声传播到全村的角角落落，真是佛光普照，善莫大焉！
薛弥关生得并不起眼，属于那种敦实、粗糙型的，紫棠脸、虾米眼、大嘴巴、宽下巴、腰粗肚大，土地老儿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顺眼的地方。但他脑筋特别灵敏，办事特别认真，有一种不达目的永不罢手的钻劲儿。
他的父亲属于那种没有文化、阶级感情强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茬村干部。他比尚步正有远见，既懂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又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儿子是未来，儿子是希望，靠自己这点光辉，先把儿子推到前台，占个位位，慢慢发展。奈何儿子没见过世面，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笨嘴笨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没人相信他能办成啥大事。赶上农村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到公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老一茬下去了，新一茬上来了，薛弥关都是个无足轻重的打把子的配角，这倒让他安安稳稳地避过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他也学得谨小慎微起来，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抓住任何把柄。
苟成艮嫌民兵工作枯燥乏累，把操练民兵的担子扔给他，这给了薛弥关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给民兵工作注入活力，在大比武中，他们连队拔得头筹，得到了公社领导们的褒奖。很快被指定为昂首村党支部书记，苟成艮反而屈居第二。那时候不像现在由群众公开选举村干部，只是上一级的一句话而已。公社领导找他谈话：“弥关，啥都好，就是嘴笨。当干部没有一个好嘴皮子，该说的话表达不出来，这可不行！你得多学学领导们是怎样做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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