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丁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丁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新的问题。“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因此，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尖锐地指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这样，到文景时期，逐渐由无为变成有为，儒家思想逐渐抬头，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223]
儒学思想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鍀》是其代表着作。 [223]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这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 [224]
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封建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马和奴隶。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224]
从上述董仲舒的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从维护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神化专制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信奉。 [224]
史学
《史记》由司马迁所着，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本纪12篇，按年记述帝王之事，为全书之纲；表10篇，按世代或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书8篇，对古代经济、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进行专门记载和论述；世家30篇，叙述秦以前各地方政权和诸侯王的历史和事迹；列传70篇，记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隐士、说客、名医、刺客、卜者、演员的事迹。全书共130篇，52.6万余字，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和纪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史编纂开了先河。 [212]
目录学
《七略》为刘歆编写的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专书，汉成帝时，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由刘向负责校对，整理。刘向对各种图书校定篇目、编排次序、校勘讹字脱简，然后写成正本；同时对每书撰写一篇叙录（述内容提要、作者生平和学术源流等内容），载于书内。刘向又汇集众书叙录面成《别录》20卷。但他未竟其业而亡。汉哀帝复命刘向之子刘歆继任校书事业、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撮要编成《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为全书总述。后来，班固删削《七略》而着《汉书·艺文志》。《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珍贵的古代学术史。 [213]
宗教
西汉时期宗教本意在于强化君权，但在方士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于追求一己成仙。经过儒生的不断努力，通过改变祭祀地点、仪式与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汉末期使国家宗教政治伦理化，并恢复了其世俗性功能，从此，封建王朝的国家宗教才成为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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