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内容是重庆市有关部门的理论教员宗熙等老师讲的。他们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宗熙老师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即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
宗熙老师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成果和理论总结。
江陵机器厂职工校的老师讲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传统、本色、使命的内容，
老师们讲了重庆工人阶级在重庆解放前夕，与白色恐怖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一战，开展的护厂斗争，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破坏，为保护重庆工矿企业基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履行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义务。
解放前夕的大溪沟电厂，1949年冬天，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重庆。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大势已去，在逃亡前制定了“应变计划”，准备炸毁重庆工厂矿山、烧光民房仓库，企图火洗山城。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设置了10个爆破区，计划使用炸药200至300吨，而大溪沟电厂作为当时重庆重要的“光明”源泉，被单独划为一个区进行重点爆破。
在重庆地下党组织“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号召下，大溪沟电厂迅速组织成立了护厂纠察队。工人们从河边抬回沙包修筑工事，沿着围墙架设电网，并将50支汉阳造步枪分发给会使用的工人。大家在党的号召下，上下齐心、誓死护厂，守卫重庆的“光明”源泉。
1949年的11月28日，几名便衣特务进入电厂做爆破前的试探和准备工作。他们企图通过迷惑和恐吓手段，逼迫工人们放弃护厂，结果遭到坚决抵抗，最终被轰出厂外。工人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决心：保护工厂，迎接解放！
1949年的11月29日下午，乌云密布，寒气逼人。60多个特务身背冲锋枪，手拿十字镐，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来到大溪沟电厂门口。然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紧闭的厂门，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拿着步枪、铁钎和火钳的工人们。眼看强攻有难度，特务们便提出进厂协商解决，纠察队看穿这是敌人的伎俩，并没有上当，而是巧计连施，跟敌人好好斗了一回。
大家使出的第一计，就是缓兵计。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纠察队选了几个能说会道的工人，出厂到馆子里买了好些烟酒肉菜拿回厂里，请特务们“聚餐”。果然，特务们经不起诱惑，立刻把“任务”放在一边，一个个划着拳大吃大喝去了。把特务们稳住了，纠察队的第一计就成功了！
第二计，是地雷阵。就在特务们大吃大喝的时候，纠察队在老工人杨如坤的带领下，开始在车间内大摆“地雷阵”。他们在机器上、过道上、栏杆上贴满“有电！生命危险！”的字条，让敌人无从下手，既不敢轻举妄动，也分不清要害部位，纠察队的第二计也成功了！
第三计，就是心理战。双方僵持到了下午五点，暮色降临，解放的炮声和枪声也越来越近。特务们慌了手脚，既想搞破坏又想要逃命。纠察队眼看时机已到，立即把工人队伍调入车间，反守为攻，和特务打起了心理战。车间里的电灯全熄了，特务们“聚餐”的花园却灯火通明，重机枪对准特务们，工人们一个个精神百倍，只要敌人敢动一步，就给他来个黑处打亮处。工人们大声喊话：“厂在人在，厂亡人亡，你们硬是要干，我们只有互相流血了。告诉你们，电厂一炸，方圆二十里都要夷为平地。牛角沱、上清寺都要翻个转，我们死了，你们也跑不脱，何况你们也有家属在这里！”
到了深夜10点，与大溪沟电厂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药库被敌人炸毁了，巨大的冲击波越过嘉陵江，使得大溪沟电厂的锅炉开关因震动而跳闸，水泵卡住了，眼看锅炉面临缺水爆炸的危险，纠察队老工人杨如坤又带领工友们深夜抢修，消除隐患，确保将电厂完整交到解放军手上！
1949年的11月30日清晨，解放军冒着山城冬雨，从南岸弹子石奔赴大溪沟电厂，厂房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群众们高呼：“我们胜利了！”经过一天一夜的不懈斗争，大溪沟电厂终于完整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机器依然轰鸣，电流依旧强劲。此时，东升的旭日扫清了山城的迷雾，为山城带来了新的“光明”。
江陵机器厂职工校的老师们还给学员们讲了重庆原21兵工厂，工人们的护厂斗争。
根据上级指示，刘兆丰、蒋仁凤和卢光特等同志研究决定：全体动手护厂护校。重庆工会系统立即研究了护厂的部署，卢光特与各“股头”的同志分析上层动态和群众思想，由于有的单位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说：“工厂、机器是我们的衣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同志们就利用这种情绪，去宣传鼓动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连家属也积极响应。感到困难的是上层工作，在工厂的党员，多半在下层(过去还力求在下层发展)，最高层的不过技术员、副工程师。平时不接触上层，直到11月间，才打开上层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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