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道远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他一边赶路、一边回忆王参谋介绍的那五个人的情况。
按照许东昊的说法，那个叫冯金山的客栈老板最可疑。
冯金山送出假情报后、害怕自己暴露，编造了有人从背后用枪抵住他，让他马上去给县大队送信的事情，而这是无法得到查实的。
冯金山说谎了么？
任道远不知道，但他清楚的记得，当自己知道冯金山的身份后，就一次都没跟寿洋城内的五名地下工作者接触过，原因很简单，冯金山家是赤贫，他从哪儿搞来钱、盘下那个客栈的？
只要是认识冯金山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怀疑。
但结合那晚有人开枪示警，让许东昊、王参谋侥幸逃脱了伪军的围捕，那是不是说明伪军中、确实有一位军区不知道的自己人？
虽然也不排除敌人由于紧张、枪走火的可能性，但当时敌人距离王参谋他们还有两公里远，还没到枪上膛的距离，这个也得等见到许东昊才会知道，他派到城内的洪涛，应该能打听到敌人是否在追查是谁的枪走火。
假如伪军中存在这样一位地下党，而他恰好又认识冯金山，那他冒险送信、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胡部长说、已经向上级求证了，还说如果可能，就让第四军分区与这位潜伏在敌营的同志取得横向联络，那样的话、四分区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但是，这依旧只是一种可能，如果那位潜伏的同志、密级很高的话，上级甚至可能对胡部长的询证、给予否定的答复。
还是不要把事情寄托到别人身上吧，一切还是要靠自己，任道远暂时放下冯金山，开始回忆其他四个人的情况。
接手杂粮店的钱全安家是有六十多亩地的富农，所以他接手杂粮店还算说得过去，他加入党组织是由衷而发的，虽然钱家衣食无忧，但一直被地主豪绅压榨，唐瀚文的田地不知道有多少，但钱家交的赋税居然比唐家还多。
钱全安家是钱家庄村的堡垒户，他有两名子侄都参加了县大队，其中的那名侄子、也与鲁队长一起牺牲了，他会是那个叛徒？
不会的。
如果敌人用他家的地、或家人威胁他呢？
小南街刀削面馆的老板杨石磊、快30岁才娶了一个小娇妻，他妻子在家里是老幺，婚前就不会做饭，所以杨石磊的削面功夫，那真叫“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杨石磊那么晚才结婚，家里穷、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的原因是、他是山西地下党的交通员，假扮货郎、常年担着挑子传递情报、或是省委给各地的文件。
红军东征时，杨石磊等同志负责给红军传送晋绥军的布防情报，在一次送情报时，他必须绕行山路，不慎滑落山下、摔断了一条腿，他凭借顽强的意志，硬是爬到了红军的阵地上，及时把重要情报送到了红军的手上。
杨石磊是叛徒？
更不可能了！
但敌人用他的老婆、幼女威胁他呢？
另一位地下工作者是位女同志、也是老同志了。
四一二事变后，1927年6月，阎锡山开始在山西清党，大量公开工作的党员被杀害，周玉琴的丈夫也被害了，她因为回到寿洋的婆家待产、侥幸逃过一劫。
婆家痛失唯一的儿子，再也不同意周玉琴带着孩子离开寿洋了，组织上也因为当时处于革命低潮期，于是就指示周玉琴留在寿洋，暗中宣传革命。
周玉琴是省管干部，只是准备成立县大队的初期，消息泄露了，当时还是寿洋保安团团长的唐博祥，准备偷袭县大队的成立大会。
周玉琴在保安团内发展了一名连副，她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去电报局给她的上级打了一个电话，用暗语向上级做了汇报。
周玉琴的上级紧急与对口领导沟通后，得知省委武装部的副部长也去了寿洋、他是代表省委前去祝贺县大队成立的，但是，省委目前在定襄县，她的上级也在太元，都没法前去通知寿洋县大队。
这个长途电话打了几个小时，打完电话、天都黑了，因为唐博祥计划在凌晨五点出发，他有一个“骑兵营”、是唐瀚文斥巨资购买了380辆自行车组建的，士兵一水的都是“双枪将”，一杆汉阳造、一把驳壳枪，而情报显示，寿洋县大队只有二十来人、七八条枪，其中还有三杆鸟铳。
周玉琴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亲自前去报信，因为此时城门已关，那名连副找了一个没有卫兵的地方，用麻绳将周玉琴坠下城，四十多里路，但她咬着牙、在天亮前赶到了桥子村。
敌强我弱，省委武装部的副部长决定用一场急行军，通过穿村过庄、宣传寿洋县大队已经正式成立了，许东昊、周玉琴也都认为这比开个会好。
许东昊非常感激周玉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鉴于那名连副情报的重要性，许东昊将城外土地庙传递情报的秘密告诉了周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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