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宗正是在服用红丸后迅疾离世，而首辅方从哲竟在光宗驾崩当天，亲自拟定遗诏，嘉奖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此举引起了多方猜疑。御史王安猛烈抨击方从哲“随意推荐江湖庸医”，并指责其通过赏赐掩盖自身过失。御史郭如楚亦明确表示方从哲绝不该赏赐进献可疑药物的李可灼。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方从哲被迫按照太子指令，对李可灼处以扣除一年俸禄的处罚。
进入十月，孙慎行与邹元标两位重臣再度抛出两份振聋发聩的奏疏，孙慎行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从哲虽然没有直接杀害君主的动机，但他应对君主之死负有实质性的罪责。他试图摆脱弑君之名，却无法逃避实际酿成的悲剧后果。”面临诸多指责，方从哲无奈之下上书辩解，并请求离职退休。十一月初，这位饱受争议的首辅黯然离开京城，结束了他在朝廷中的职务生涯。
在诡谲莫测的宫廷深处，御史郑宗周与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携手揭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惊天秘闻。他们坚信，震惊朝野的“红丸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数年前那个同样扑朔迷离的“梃击案”源自同一股黑暗力量的操纵——这股力量誓要将光宗皇帝推向死亡的深渊。
而刑部主事王之宷，则透过层层迷雾，将视线聚焦在了更加隐秘的角落。他大胆揭露，光宗暴卒的背后，竟然牵扯到了郑氏家族与深受光宗宠爱的妃子李氏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战。王之宷坚定地指出，光宗的死并非偶然，而是这场围绕皇权的阴谋夺权戏码中最残酷的一环。在这座金色牢笼中，每一个看似无辜的角色，或许都隐藏着推动光宗走向灭亡的罪恶之手。如此一来，“红丸案”不再仅仅是一场关乎皇族健康的医疗事故，更是一场波及宫廷内外，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阴谋。
自从方从哲黯然离开京城后，却始终未能摆脱“红丸案”的阴影，一封封催命般的奏章接踵而至，要求朝廷对案件进行彻查。一日，年轻的天启帝在堆叠如山的文书之中，赫然发现了一份来自方从哲遥远故乡的亲笔奏疏。这位昔日的重臣在疏中痛陈己过，称自己因年迈昏聩，未能有效阻止无良官员献上致命丹药，此罪当诛。为了赎罪并平息群臣的愤怒，他甘愿请求削去所有官阶，以垂暮之躯踏上流放边疆的苦途。
此举犹如巨石投湖，在朝堂之上激起了阵阵涟漪，不少大臣纷纷为方从哲求情，认为他的诚意足以感动天地。天启帝也被这份沉甸甸的忏悔打动，然而，面对尚未彻底澄清的案情真相，天启帝心中犹疑不定，一时难以做出裁决。
就在这个微妙的转折点上，一贯低调沉默的内阁重臣韩爌终于打破沉默，挺身而出。他凭借记忆的细腻笔触，生动还原了当时宫闱内一幕幕紧张而又令人扼腕的场景，尤其详尽刻画了方从哲在进退维谷之际的复杂心境。韩爌力排众议，直言：“红丸案”已困扰朝廷一年多，焦点人物崔文升和李可灼虽因误诊误治导致先皇驾崩，但他们终究是在秉承圣旨的情况下用药，虽有失职之罪，却不宜过于苛责。因此，韩爌主张应适度惩罚二人，而对于“红丸案”本身的追究，则应适可而止，以免陷入无休止的纷争，阻碍国事的正常运作。
在晚明万历年间，韩爌以其深厚的政治资历和卓越的品格威望闻名遐迩，他为官十余载，始终秉持公正廉明的原则，深受朝野各方敬重。当其步入内阁，更是身处权力核心，亲身经历了那起震惊朝野的“红丸事件”，与方从哲共同处理这一关乎皇家秘辛的棘手事务。因其言行素来稳重可靠，当他提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奏折后，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迅速平息了一场即将掀起轩然大波的危机。
转瞬之间，天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动御笔，下令追究崔文升与李可灼两人的罪责。到了公元1622年，即天启二年的岁末，朝廷做出了决定：崔文升被贬谪至南京，而李可灼则被发配至边疆服役。“红丸案”在各派势力的角力之下，最终以一种仓促而模糊的方式暂时画上了句号。尽管如此，该案仍留下诸多未解谜团，其中的关键疑点并未得到确凿的澄清。
时光荏苒，后世学者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激烈的辩论，试图拨开历史迷雾，解开光宗皇帝猝亡背后是否真与神秘“红丸”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谜题。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挖掘史料、反复论证，至今这一问题依然笼罩在一层神秘而厚重的历史帷幕后，成为了永久的千古之谜。
天启年间，权阉魏忠贤一手遮天，暗中操纵朝政，企图颠覆已定论的“红丸案”。为了洗白这件宫廷疑案背后的黑幕，他无情打压异议者。时任礼部尚书，坚持揭露方从哲罪行的孙慎行，不幸成为魏忠贤刀下的牺牲品，不仅被革职除名，剥夺一切官爵荣誉，还被判处流放边疆的重刑。那些勇于指责崔文升的东林党人士，也未能幸免于难，其中高攀龙面对绝境，选择了悲壮的投池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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