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虚弱地询问起身后陵寝安排时，话题突转至那位神秘的鸿胪寺丞李可灼身上。仿佛命运的捉弄，光宗执意召见这位声称持有神药之人。李可灼匆匆入殿，一番诊脉过后，他口中所述病情病理竟深深打动了濒临绝境的光宗，似乎带来了一线生机。
尽管群臣退避在外，面对李可灼手中的红丸，无不心生疑窦。据闻，这药曾试用于其同乡二人，效果截然不同——一人病情恶化，另一人却略有好转。刘一燝辅臣深感忧虑，断言此药非绝对安全；孙如游礼部尚书更是警觉，强调此事关乎龙体安危，仙丹岂能轻率入口？
然而，在紧闭的宫门背后，一股无形的压力迫使事态急转直下。一名内廷乳媪焦急催促，要求即刻炼制并进奉丹药。群臣面面相觑，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同意李可灼现场调制药剂。不多时，一颗鲜红的丹丸出炉，光宗即便饮水已显艰难，却依然决意服下。令人惊讶的是，服药后光宗竟短暂恢复了气力，称赞李可灼乃国之忠良。
惶恐不安的群臣退出宫殿，门外静候佳音。不久，宫内传出消息，称皇上服药之后身体暖和舒适，食欲渐增，一时之间，群臣虽心中疑云重重，却又难掩欣喜之情。李可灼以及御医们留在殿内密切关注，时光恰逢巳午交替之际，一切宛如笼罩在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气氛之中，等待未知的命运裁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李可灼神色凝重地步出紫禁城，奔赴内阁总理方从哲处，带着一份让人背脊发凉的消息：皇上药力似有消退迹象，急需再服一粒红丸续命。尽管御医们异口同声警告，坚决反对再次施药，然而，皇上那近乎哀求的急迫催促犹如一道无法违抗的圣谕，使得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准备第二颗药丸。
就在这一片忐忑不安的氛围中，九月初一的拂晓时分，随着五更鼓声的敲响，宫墙之内突发变故。光宗皇帝的健康状况瞬间恶化，如同悬崖边摇摇欲坠的大厦，顷刻间崩溃。众臣尚未从睡梦中彻底清醒，便被一阵疾风骤雨般的内监紧急召唤冲散了宁静，慌乱中奔入皇宫，愕然发现龙椅之上已然空荡，光宗已驾鹤西归。
方从哲在惊愕与混乱交织之际，急于稳定局势，迅速召集阁臣，未经充分商榷便拿出早已草拟好的遗诏，以逝去君主的名义，对李可灼大加赞赏，并下令赐予丰厚的银币褒奖。这份遗诏甫一公布，立即激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瞬时议论纷纷，人们心知肚明，遗诏背后的真正执笔者正是首辅方从哲。这一举动，无疑在无形中将他与那扑朔迷离的红丸事件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成为难以摆脱的嫌疑焦点。
十月的晚秋，笼罩着京城的不只是落叶与寒霜，更有“红丸案”真相探寻的热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沸点。礼部尚书孙慎行与左都御史邹元标联手投石问路，呈上了两份震撼朝野的奏章。孙慎行掷地有声地揭示：“即使方从哲并无直接弑君之意，但他对事件的处置却足以构成间接杀君之罪。他试图洗脱弑君之名，却终究难逃实质上的责任担当。”这番言论如同一把尖刀，精准地划开了案件核心，为彻查“红丸案”的幕后黑手定下了严苛的调查方向。
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方从哲内心翻江倒海，反复斟酌之下，终于撰写了洋洋洒洒的一篇奏折。在这部长篇累牍的自我辩护书中，他极力澄清自己与“红丸案”的牵连，并以无比恳切的态度请求朝廷准许他远离权力旋涡，告老还乡。奏折送出仅仅十日，年轻的天启皇帝便下达了御批，同意了方从哲的辞职申请。到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掌朝政长达八载的老臣，黯然告别繁华的京城，踏上归隐之路。
与此同时，光宗暴毙的秘密引发了一系列更为大胆的猜测。御史郑宗周与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人敏锐地洞察到，此案或许与昔日宫廷内的“梃击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怀疑背后潜藏着一个蓄谋已久的杀机，目标直指光宗本人。而刑部主事王之宷则进一步揭露，光宗的猝死可能与郑氏家族、甚至是光宗宠爱的妃子李氏等人之间的权力争斗密切相关，一场宫廷内的暗流涌动，正逐渐浮出水面。
光宗登基未足月，突然驾崩，加之朝廷内部各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这让光宗死因之谜变得炙手可热，同时也不乏揣测东林党借此机会打击异己的声音。种种热议的核心，便是围绕着方从哲、李可灼以及崔文升等关键人物，他们的行为举止均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多位高官及众多监察官员，纷纷对方、李二人涉嫌误诊误药提出强烈弹劾。御史王安舜对此直言不讳：“先帝脉象旺盛而浮大，乃是三焦火盛，面部泛紫带赤，满面发热，喝粥亦烦躁不安。这是体内火毒积结，应当清火而非助火。红丸中的红铅取自妇人经血，属阴中之阳，纯火精华，将其用于治疗虚火燥热之症，无疑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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