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四月，光绪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派遣宗室王公出国考察，选拔人才参与新政。五月，颁布了“定国是诏”，正式开启百日维新。这一时期，光绪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建立京师大学堂、改革军队训练方法、改变科举考试内容等。他还提拔了一批维新人士参与新政，如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
然而，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许多 顽 固 大臣利用慈禧太后的影响力，公然违抗光绪帝的命令，导致许多新政诏令形同虚设。
六、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的终结。这场政变是由慈禧太后主导，旨在清除光绪帝身边的维新派人士，恢复其对清廷的绝对控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改革措施，史称“百日维新”。然而，这些改革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尤其是慈禧太后，她对光绪帝的变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在维新派推进改革的同时，慈禧太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己对政局的控制。她先是解除了支持光绪帝的翁同龢的职位，并要求所有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官员需到颐和园向她谢恩，从而确保对重要职位的任命权。紧接着，慈禧任命了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地区的军权。
光绪帝并未就此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励。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并给予四品卿衔，让他们参与新政。这些举动进一步激怒了慈禧太后。
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维新派还打算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但这一计划因慈禧的干涉未能实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受损的守旧势力聚集到慈禧周围，要求她出面制止变法，慈禧开始频繁与荣禄密谋，并有传言称她将在秋季陪同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
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光绪帝感到恐慌不安。七月二十八日，他秘密向杨锐下达了一道密诏，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并要求维新派人士设法救助他。然而，维新派在收到密诏后却束手无策，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外国公使和袁世凯。各国公使虽表示同情，但不愿意直接介入。维新派遂策划了兵围颐和园逮捕慈禧的计划，并试图拉拢袁世凯支持。但袁世凯最终选择了站在慈禧一边，维新派的计划落空。
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的计划后，连夜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八月初六日清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政变发生前一天逃离北京，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君子”则于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处决。慈禧太后随即囚禁了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意图取代光绪帝，但这一企图因得不到列强的支持而失败。
七、瀛台幽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清廷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是选择与列强和平共处，还是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列强。在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之间，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
光绪帝在这些会议上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他认为，义和团所宣称的“神术”并不可靠，而列强的实力远远超过日本，如果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将难以抵御。光绪帝担心义和团的行为会导致大量无辜民众的伤亡，因此坚决反对盲目开战。
然而，以载漪、载濂、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大臣坚持认为应该依靠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侮，并且还编造了一个所谓的“外交团照会”，声称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并废黜“大阿哥”溥儁。这一行为激怒了慈禧太后，她认为这是对外侮的挑衅，于是决定宣战。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颁布了对外宣战的“上谕”。但仅四天后，慈禧太后又向列强表示，清廷愿意慎重对待邦交，不愿轻易挑衅。再过了四天，慈禧太后又表示愿意自行惩办所谓的“乱民”，即义和团成员。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八国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的步伐。次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才得以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销了大阿哥的称号，光绪帝的皇位暂时保住了。然而，他在朝中的地位却如同傀儡一般，几乎不发一言。即便在慈禧太后示意他表态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几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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