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归政程序。然而，慈禧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是搬到了颐和园，继续保持着对朝政的影响。为了确保光绪帝不会脱离她的掌控，慈禧在人事任命上依然倾向于那些对她忠诚的大臣，导致光绪帝亲政初期面对的几乎是慈禧听政与训政时期的旧班底。
为了随时掌握光绪帝的情况，慈禧甚至要求将光绪帝的书房移至颐和园附近，并规定光绪帝每天都要到颐和园向她请安汇报工作。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对光绪帝亲政权的一种限制，使得他在处理政务时不得不考虑慈禧的意见。
尽管如此，随着光绪帝逐渐成熟，他开始尝试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慈禧虽然试图继续控制光绪帝，但这位年轻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寻求自主，这种努力与慈禧的保守立场产生了冲突。
四、拒和主战
光绪十六年（1890年），随着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归来，光绪帝对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特别是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之后，萌发了改革的念头。与此同时，光绪帝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索取了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试图从中汲取改革的经验。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光绪二十年（1894年），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增兵朝鲜，并蓄意挑起中日战争。面对日本的挑衅，光绪帝及支持他的帝党成员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认识到了战争的严重性，积极筹备抗战，并多次下诏令李鸿章等大臣做好战斗准备，反对李鸿章请求列强调停的做法。
同年六月，光绪帝下令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共同商讨对策。会上，翁、李二人提出了备战御敌的建议，并得到了认可。然而，日本方面早已做好了战争准备，并在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袭击了“高升”号轮船，引发了丰岛海战，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朝野上下呼吁抗击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光绪帝也决定对日宣战。
然而，尽管光绪帝多次下令加强军事部署，但由于种种原因，前线作战并不顺利。中国军队在牙山、平壤等地接连失利，尤其是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使得清廷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清廷最终接受了战败的事实。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条约内容苛刻，光绪帝表示无法接受，但最终在慈禧太后的压力下，被迫签字批准了条约。条约的签署不仅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屈辱和损失。
条约签订后不久，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发起了着名的“公车上书”，呼吁拒和、迁都、变法。这份上书最终送到了光绪帝手中，引起了他对变法自强的强烈共鸣。光绪帝命令将上书内容抄录副本，并分发给有关人员和部门讨论，这表明他有意推动改革，以求雪耻自强。
然而，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光绪帝支持变法，但在保守势力的强大阻挠下，真正的改革并未能够全面展开。尽管如此，“公车上书”和随后成立的“强学会”依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五、求变图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光绪帝求变图强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挽救清朝的颓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获得了中东铁路的建设权，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这一年，光绪帝的母亲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去世，这对光绪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此期间，维新派的主张逐渐引起了光绪帝的关注，特别是康有为的思想对光绪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翁同龢等人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们不仅向光绪帝介绍了康有为的才能，还经常讲述世界各国的情况和西方先进的理念，使光绪帝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变法的决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契机，强占了胶州湾，这一事件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光绪帝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可。年初，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随后，他向光绪帝提交了第六份奏折，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并强调中国应当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光绪帝读了这份奏折后，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同年三月，康有为等人成立了保国会，这一举动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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