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鸿带着人直接闯入了位于宫殿外面不远处的住宅区，这里住着的可都是长安城内的各种官员。
之所以将他们安排在这里，一是方便这些官员进入宫殿当中处理政务，另外一个则是方便锦衣卫进行统一管理。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赵鸿一直都在让这些官员互相监督，若是有行贿之事或者不务正业，那其他的官员都是能看得见的。
只是他倒也没有达到朱元璋那种让官员们互相检举揭发，故意制造官员内部矛盾，导致人心惶惶，官员上朝如同上坟的恐怖氛围。
适当把握住压力程度才是良性的环境。
他一直觉得朱元璋那种官场高压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好的决策，他颁布的《大诰》当中有规定：天下诸司，皆赃罪所归凡官吏犯赃罪，允许百姓联名赴京状奏。
后面那个允许百姓告状没有什么问题，但前面这种默认所有官员都贪赃枉法的态度，导致了很多只是有嫌疑没查清就因此入狱的冤案。
就比如郭桓案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数百人被处决，虽然大部分处理的确实是贪官，但有小部分算是被无辜牵连的。
还有在洪武年间，地方官员赴京汇报工作时，因为路途遥远，文书信息在京城复核如果出现错误需要返回修改时间太久，效率太慢，通常携带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若有错误当场修改。
但朱元璋认为这是 上下相欺，国家法度何在 的欺君大罪，最后全国十三省、一百四十多个府的所有涉案官员全部被处死。
另外还有韩铎穿衣案，因为工作的时候穿了一件新做的绸缎衣服，被杖责八十，革职为民，衣服被当众烧毁。
以及双袜子案，一个县主簿下乡巡查时，接受了一位老农赠送的一双自己编织的袜子，结果被判枭首示众，家人被流放三千里盐城纪委监委。
后来到了朱棣时期，他有过之而无不及，重用酷吏陈瑛等人，推动官员互相揭发，而这些酷吏将检举当成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这也让初衷发生了改变。
甚至仅凭御史王彰在上朝的时候咳嗽了一声 ，就立刻弹劾他心怀冤望 ，是朱允炆的旧党，这是在怀念朱允炆。
最终王彰因此被罢官为民，回乡后抑郁而终。
能和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东厂就是在朱棣时期设立的，而且在这个时期，锦衣卫和东厂监察的对象不仅仅是百官，还有普通的百姓。
受到这两位的影响，后面的明武宗、明熹宗、明宪宗等，对百官都是采取高压政策，而且给官员的俸禄都不多。
甚至明宪宗还是折色发放，导致真正清廉的官员俸禄连养自己一家人都做不到，在明朝为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之下，赵鸿给官员们的待遇可不差，不说别的，俸禄这种东西足够他们养自己的妻女和在这住宅区的房屋。
因此哪怕是从原住民当中提拔起来的官员，也愿意兢兢业业的工作，这种氛围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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