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何君父母做好早饭，吃完就上班去了。
何君睡了个懒觉，昨夜的酒早醒了，感觉浑身酸臭，看见妹妹在看书，端了温水瓶推开卧室小木门，外面是个狭窄的空间，不到一米的宽度，有个洗衣台，黄泥的院墙上，摆了几盆昙花和月季。
何君简单的用温水洗头冲澡，回屋换了身干净衣服，餐桌上早餐用纱网罩着。
“姐，你有什么打算？”何芳问道。
“还能有什么打算，去读自考呗！”何君一边吃稀饭一边回答。
“胡哥考了多少分？上线没有？”何芳问。
“604分，全市理科状元。”何君没好气的回答。
“这么厉害啊！他原来成绩好像没这么好啊！”何芳感觉十分惊讶，自己姐姐才考了三百多分，胡杨啥时候这么厉害了？
“别说他了，烦！”何君“啪”的一声丢下筷子。
“又吵架了？胡哥脾气那么好，不会是你又折腾人家了吧！”何芳说话也是直来直去。
“对，对，对，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何君一时忍不住，眼泪哗哗的掉了下来。
“好了好了，别哭了，姐，找机会好好跟他聊聊呗，以前他对你那么好！”何芳反而像姐姐一样，搂住姐姐轻声安慰。
“他哪里对我好了？明明和我好，还整天跟别的女生眉来眼去。”何君委屈的说道。
“你对他好点，他怎么会去勾搭别人？再说了，哪个男生不是花花心思，只要不动真格的就行。”何芳又忍不住直女了。
“他现在连我面都不见，算了，分就分了吧！”何君眼里又流了出来。
“不着急，不着急哈，等过了这段，他还是会来找你的。”何芳安慰道。
何芳对姐姐的事，其实知道的挺多。胡杨在院子外吹口哨约姐，父母在家何君不敢出门，经常是自己出去传递消息。胡杨送的好些小礼物，自己也都看见过，写给姐姐的很多很多信，也偷看过，所以对胡杨印象一直挺好，觉得要是自己有这么个男朋友就满足了。
“对了，姐，他报的哪个大学？”何芳问。
“四川大学。”
“那不正好，你也去成都，机会多着呢。”何芳安慰道。
八月上旬，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开始陆续寄出来了。胡援朝每天上午十点准时骑车到邮局打听，宣传科长知道他家孩子高考得了全市理科状元，也睁只眼闭只眼，办公室工作嘛，又不是车间上班，没必要管那么严，谁家还没点事情呢。
八月九日，胡援朝登记了身份证，终于领到了胡杨的录取通知书，家里没人，就直接回到了办公室。
科室总共就四个人，大家喝着茶，吹着吊扇正在吹牛打屁。
“老胡，通知书拿到了？快让大伙开开眼！”副科长张大姐一把从老胡手里抢过文件袋。
老胡心里乐呵着呢，也不抢，任由张大姐拆开文件袋，拿出一摞花花绿绿的东西。
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入学须知、报到证等等，一字排开在办公桌上，包括刘科长都凑了过来看热闹。
“老胡啊，我还是替你感到惋惜，你儿子那分数，妥妥的上清北啊！”刘科长推了下眼镜，拍拍老胡的肩膀。
“四川大学也不差，老牌重点大学，老胡今年可一定要请客哦，说真的，咱们厂几千职工，就数你家孩子有出息，那可是市理科状元，放到古时候，是要写进县志的。”张大姐乐呵呵的恭维着，看着老帅哥，眼里开满了花。
“去年老何家孩子读大学，才400元学杂费，今年长了50%，整整600元啊，哎，今年这物价啊！咱们老百姓啷个受得了？”头发花白的老杨，戴着老花镜仔细看着印满小字的入学须知。
“我听说，现在上大学可费钱了，一个月生活费就顶我们一月工资，老何家的孩子，在上海读大学，去年每月才寄200元，今年300元都不够花。”张大姐显然对这些花钱的细节掌握的更清楚。
“花再多钱，也要把孩子送出来，将来进银行工作，那可是铁饭碗，不像咱们厂，说不定明后年，就要破产倒闭了！”老杨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金融专业叹息道。
“老杨，你哪里听到的消息？咱们是宣传科，有些消息可不能随便乱说。”刘科长制止道。
改革开放之后，国企整体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缺乏激励机制，导致国企生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很难与民企尤其外资企业同台竞技，反而对各级政府财政形成负担，并且加剧了银行坏账的规模，这构成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直接因素。
就在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放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国企改革踏上了新的征程，一些企业通过“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等甩包袱的手段，变身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些资不抵债，陷入停产的企业则卖给了个人，但社会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几千万国企职工被迫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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