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金良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李聃、庄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印度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金良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金良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金良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南海仙人，另外一个是于吉。
对于于吉这个人，金良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汉顺帝时期有个于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
汉献帝建安五年，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道：“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
现在问题来了，汉顺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于吉在汉顺帝时期已经成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为宫崇的师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汉顺帝末年进献太平经的，到汉献帝建安五年被杀，保守估计亦已过百岁，是以有人怀疑活跃于东吴的道士于吉是不是原来汉顺帝时期的于吉，不过著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这两个于吉当成了一个人。
其实金良倾向于将这两个于吉当成一个人，因为于吉这种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对养生之术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松平常，要知道那个身份从来没有疑惑的南海仙人生于156年，死于289年，寿至134岁，金良揣测，若是于吉没被孙策所杀，估计也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
不过奉命去征召于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带转，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却一直找不到于吉的踪迹，只能回来襄阳，向金良通报，金良依稀记得历史上记载于吉是琅邪人，至于‘寓居东方’是什么意思，金良却只能推断为于吉暂时寓居在大汉东部某个地方，到底是徐州还是青州还是扬州，一无所知，只好暂时宣布放弃，等到机缘来了，于吉会自动上门。
至于南海仙人，实有其人，字元放，庐江人，精通五经，晓房中术，也懂得占星术，他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道：“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于是南海仙人开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金良更相信那本经书是一个古代魔术宝典，南海仙人是东汉末年的大卫科波菲尔。
金良在洛阳的时候，就派人去天柱山征召南海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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