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宋国甫所希望能达成的目标很简单。
只要能在保证街面市场井然有序的情况下，实现区政府办夜市的初衷，再给西城工商分局上交点管理费就行了。再无其他奢求。
而这个市场一旦兴隆起来，日后能为国家创造多少利税，为社会提供多少相关就业机会，当时的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可就是这个不算高的目标，他也觉得实现无望，有点不切实际。
因为毕竟干了这么久的工商，他自认为多少算是了解一些市场的经营情况。
据他所掌握的情况，这个年头个体户卖什么，也没有卖农副产品赚钱。
这是因为老百姓手里但凡宽裕点，除了攒钱买家电的崇高目标以外，首先考虑就是用来慰藉自己肠胃。所以农副产品的交易机动性特别大，周转快。
但反过来，市场上的小百货类就不行了。
眼下老百姓对待日常生活用品的态度，是能补就补，能凑合就凑合。
像胡同里补锅的、锔碗的、焊洋铁壶的、磨剪子戗菜刀的，全有。家什不用到彻底没法修理了，老百姓是坚决不更换的。
就是更换，不还有国营信托商店里的旧货可以抢生意吗？
因此干这个，就赚得少而慢。要没有点野路子，能搞到便宜货源的人根本不能干，否则弄不好就得赔了。
同样的道理，具体到服装上，宋国甫就觉得应该也和小百货的情况差不了多少。
一般来说，富裕的人呢，要么去商店里购买成衣，要么自己买布料找裁缝量体裁衣。
贫困的呢，要么去信托行买旧衣，要么自己缝制。补丁这东西，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普遍了。可如今在不少人的衣服上还是能见到的。
而服装公司这边的货源呢，又只愿意批给一些残次品、滞销品。且价格能优惠程度不高，只比正常出厂价低个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最后再考虑到办的市场是夜市性质，每天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营业时间，那这买卖可就真的很难做了。
真为参与进来的个体户，要投入的本钱，和需要承担的经济负担的实在不轻。
像做买卖必备的一辆拉货三轮车得有吧？旧的也得二三百块。还有进货的本儿呢？也得差不多一样的数儿吧。
另外集贸市场的管理费也不算低。通常的情况，是小百货每天收一块五到两块，农副产品视品种不同两块到四块。
如果按月算，小百货往少了说也得四五十，农副产品往多了算那就得一百往上。
而办这个夜市，要想出点成绩，让上头高兴点，哪怕是每天就几个小时。摊位怎么也得收个三四十吧？何况税务局还要按季度征收定额的工商营业税呢。
就靠卖服装公司的处理服装，来摆摊儿的交得上这个钱嘛？而且无论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这些钱都是必须要交的。
所以无论宋国甫怎么想，他都觉得不会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干这个。
更何况就是真能招上人来，他也不是就此放心了。因为万一买卖不好，来的人挣不到钱，那最后也肯定是个“黄”字儿。
其实他怕就怕出现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万一开了一个月就散了摊子了。那可就等于给政府脸上抹黑了。
绝对是白忙和一场，最后反而无功有罪了。这又有多么冤枉呢？
至于其他具体怎么筹备、怎么安排、怎么实施的苦、累、琐碎，那反倒是次要问题了……
对于宋国甫表现出来的忧虑重重，洪衍武能理解。
因为这就是这个年代人们的普遍状态。大家对怎么做买卖所知都相当有限。
没人懂得什么叫市场规划，没人懂得什么是消费群体定位，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差异化经营，更不懂得什么叫时尚流行。
这样就导致人们全是商场上的“近视眼”，什么都得亲眼看见结果才能相信，才能做出下一步反应，哪怕是管理经济的人也是如此。这不奇怪。
于是为了让宋国甫放心，洪衍武就耐着性子简单解释了一下。
他很笃定的说，宋国甫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服装和小百货绝不一样，这里面还有一个虚荣心和追时髦的问题。
用的东西毕竟是搁在家里，再破也没人笑话。但衣服就不一样了。
像滨城流传一句话“苞米肚子，料子裤子”就足以证明有人重外不重里，宁可亏待肠胃，也是要穿出个模样来的。
即使京城人再务实，只在乎肚子，不在乎虚头巴脑。可总归有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不是？
而且完全可以肯定，现在大批量年轻人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他们才是服装消费上的主力。
为了找对象，总得穿出个样儿来才行不是？特别是姑娘，那有多少件衣服也总会觉得自己还是少一件。
即使没钱没工作的，只是街上的小痞子也不要紧。为了追时髦，不还能跟父母伸手呢吗？
那么信托行的旧衣服也就没什么干碍了。因为那儿的货色重料子不重款式，算不得时装，只适合老年人，完全不符合年轻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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