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他还是单独去过大女儿高虹学校两次。第一次是高虹中专第二学年末期，给了女儿200元就走了；第二次是高虹毕业前去学校给了她500元。八十年代的200元和500元，还是沉甸甸的。
对高歌大学三年，他每年一次性给小儿子1500元，包括全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高歌毕业时，专门来校给了他1000元。在经济上，他从未担心这个小儿子。一是他不大手大脚还自食其力；二是有隔壁的两老和他师父一家人的关爱。
1991年7月，高歌以优良的成绩大学毕业，选择在柴油机厂工艺科工作。知道孙子儿子从最后一名上大学到前十名大学毕业，张爷爷挥舞拐杖打了他一下笑道：“还真是我儿子。”
一周空闲时间，高歌每天都会带上伞出现在婉儿墓前。婉儿的墓冢上是满满的、健壮的、碧绿的野菊花枝叶，如同覆盖一张厚厚的绿色被子；蒲公英蔓延得到处都是，盛开着一朵朵、一丛丛淡黄色晶莹剔透的花，也有很多伫立的一株株暗褐色毛茸茸的果球。微风一吹，如同天女散花般飞向远方和蓝天，宛如往日的婉儿翩翩起舞。
“我的婉儿哟，没有你的岁月，炽热的阳光没有了灿烂，蓝天白云也是黯淡无彩，只有无限的苍凉与孤寂。”泪腺，已没了眼泪，只有高歌心里的血在滴滴流淌。
即将脱离青涩走向社会，回首往事，如同一个灰色的梦、一股刺骨的风、一曲悲惋的歌、、、、、、
八月，高歌正式走向工作岗位，与一位分配到技术科的男同学贺军一间宿舍。21岁的高歌健美高大、气宇轩昂、沉着斯文，工作不到一周便被全厂十多个女青工锁定，个个挖空心思创造机会接近他。只恨他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内冷，让人知难而退、无望息鼓，被众女封为“冷漠的高仓健”。
同年，大哥郑大牛当了爸爸，得到一个儿子取名丁丁；二哥郑庆丰于十月结婚；晓月姐也定了亲，婚期为明年三月。聚义村的风俗是尽量与同村人通婚，所以三个嫂子和姐夫高歌都熟悉。大哥夫妇和村里两位师兄开了一家武馆和健身房，既免费教本村的孩子也对外招生，师父偶尔会检查指导；二哥在前方十字路口处开了一家商店，解决了村里10多个年轻人的就业；晓月姐姐在村里担任会计，她拿到了电大财会专业两年制大专文凭。
高歌每天下班都回家陪伴张奶奶张爷爷，继续在家认真的糊纸盒。只要是糊纸盒，他依然会幻觉到婉儿还在身边粘着自己。只是到了1992年年底时，毛阿姨有一晚苦着脸告诉他，因厂里的效益出现下滑，今后再也没机会糊纸盒了。
那晚，毛阿姨向张爷爷张奶奶大倒苦水，说夫妻俩辛辛苦苦把三个儿子拉扯大，他们也争气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可他们一个个都在外地工作和成了家，一年都难得回家一次，夫妻俩深感孤独与失落，觉得人一辈子真没意思。她看着高歌无不羡慕张爷爷张奶奶，说他同样也上了大学，现在参加工作了还能天天回家陪伴两老，随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起身离开。
1992年6月，嫂子马月娥赌博式的和哥哥高山结了婚。那年，她刚满24岁。尽管都有一种可惜，但师父一家和张爷爷这边还是集中1000元贺礼给了马月娥，只是惟有高歌出席了婚礼，这也是他对嫂子的尊重。
高歌不再回自己家并不代表远离了父母和哥哥，路遇和碰面现象经常发生，只是形同陌路。有了张爷爷张奶奶和师父一家人，高歌再无法用亲人的纽带来与他们联系，尤其是想到婉儿，怨恨就会膨胀喷发。原谅？宽容？人的一生并不是什么事和人都可以原谅和宽容的，这不是一个是否大度的问题。
没想到这年国庆节时，姐姐高虹和一位俊男找到了师父家。第一次见到高虹，师母和晓月姐当即就眼眶发红、身躯发抖。匆匆寒暄几句，母女俩逃去了房间。毫无疑问，她们想起了婉儿，两人躲在房间，怀抱和抚摸婉儿的照片哭得天昏地暗。
26岁的姐姐已定于明年元旦结婚。姐夫是官二代，大学毕业分配在民政局工作，高虹特意带他来与大家认识，顺便邀请大家出席婚礼。那天，高歌第一次看到姐姐自然从容的笑，美得如若天仙。未来的姐夫知书达理、举止端正、言谈随和有度，家人无不极为满意，皆对他俩充满了祝福。
当晚饭后他俩离开时，送别的师母一时差点说漏了嘴：“婉、、、高虹，有空就回这边家。记住，这是你的娘家。”
待到两人骑上自行车远离无影，师母抱住高歌放声痛哭。“我的婉儿呀！呜呜呜！”
跨过两月，元旦便到了，一大家人都兴高采烈地出席了高虹的婚礼。父亲也忽然出现，属于悄悄走近女儿叫去了外面，低声祝福几句给了她一个大红包便黯然离去。他这一举动，将高虹的心境搅得浑浊不清，默默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流下两行泪，她真希望这是一道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只是不成立，因为现实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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