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和宗教二种力量，终于正面两相谈。
但似乎是一个死局。
智者大师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追求和底线，他也很清楚杨广的坚持和目的，这二者无法调和。
于是，智者大师提出“四愿”。
他提前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这四愿实际上，让自己处在一个可以来去自由，而不受责备和处罚的境地。
他对杨广提出了四个愿望，这也是他和杨广见面的条件。
一愿勿以禅法见期。
他让杨广不要对自己期望过高，不要指望自己传授衣钵。
二愿不责其规矩。
希望自己能不遵守世俗的交往规则，来去由心，然后又可以不受责罚。
三愿，若得传法，勿嫌轻重。
智者大师深知杨广如此处心积虑，邀请自己来江都，又亲执弟子之礼。
那么，杨广跟从自己受戒受法，成为自己的弟子，以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已不可避免。
但他却必须要留一手，他只能接受杨广成为自己的弟子，但不能让杨广在名义上成为自己的衣钵传人。
否则，在世俗民众之间，必然会产生困惑。
智者大师一再强调可以让杨广受戒，但不传衣钵，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圆融和变通。
也就是说，智者大师同意杨广在佛教内，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
杨广可以成为江南佛教首领，智者大师的弟子，但他不同意让自己天台宗的道统传于杨广，而中道废黜于一个政客手中。
最后，智者大师提出自己在江都之行后，退出的方式。
即第四愿，若自己丘壑念起，请求杨广放任自己，饮啄江湖以卒残生。
杨广读此四愿，心中通透，知道智者大师之志不可勉强，他也明白智者大师心存更大的追求。
他更知道，对于佛教的招抚，需要一个过程，无法一步登天。
但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以拥有一个显赫的佛教身份，成为智者大师的弟子。
一家人好办一家事，在江南的佛教体系内，就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行自己的佛教政策了。
杨广展现了政治家的妥协和成熟，他同意了智者大师的四愿。
杨广和智者大师，就江南的佛教发展，达成了第一次共识。
以后的发展，就如智者大师四愿中写好的剧本，一一体现。
杨广充分利用智者大师进入江都的机会。
他将此事办成了江南佛教的盛事，给足了自己和智者大师的面子，同时也表明，杨广已正式成为事实上的江南佛教的代言人。
作为江南最高的政府首脑，他也确立了自己江南佛教最大的支持者和庇护者的形象。
杨广为了迎接智者大师，劳师动众，专门举办一个千僧宴。
盛世盛典，在这种难得一见的盛大场面下，智者大师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则十分恭敬地正式拜智者大师为师。
这是杨广第一次自主策划主持的大规模名场面。
这种气场和声威，非常深刻地铬印于杨广脑海中，这也开创了杨广正式登基以后，万事求大求全求面子和气势的先河。
智者大师为杨广取了一个法名，叫“总持”菩萨。
这本身就是对杨广的佛教保护者身份的间接承认，这是一种妥协，这同时也是智者大师的底线。
智者大师非常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
拜师仪式一完成，智者大师立即要求重返荆湘的旧日丛林，可见此次东来，智者大师本来就了无住意。
但杨广显然不想错失笼络智者大师的机会，便几次三番请求智者大师留在江都，这样杨广才能更好地利用智者大师在江南佛教的影响力。
智者大师心硬如铁，当杨广坚持己见时，他立即撕破脸皮，当场和杨广翻脸，拂衣而起，并且对杨广说：“先有明约，事无两违。”
杨广知道智者大师终是不能为己所用，也知道今日情势，无法用强，只好故作大方，不再坚持，而合掌礼送智者大师，连夜出了江都城，寓居城外禅众寺。
智者大师鱼游于渊，鸟栖入林，在这里，才是智者大师的天地，才是其思想和力量的源泉。
但江都易来，却不那么容易走。
杨广需要智者大师的号召和影响力，哪怕他只是象征性地呆在城外几个月，也需要他坐镇江都以安众心。
于是，杨广使了一招缓兵之计，他和智者大师约定，“待来年二月，约至栖霞送别。”
智者大师只能接受，天台宗要想在江南发展，和官府直接决裂，是其不可承受之重。
杨广想在这几个月时间之内，说服智者大师留在江都。
但智者大师终是不愿意做杨广圈养的家僧，约定日期一到，他立即逃之夭夭，西上庐山，远离江都这个是非之地。
智者大师如此，杨广对于其余江南名僧的延揽，也是如此。
这可能和佛教在江南长期和皇权比肩，江南名僧不屑进入杨广的私人幕府有关。
比如彭城靖嵩和尚就说过，“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坚持不应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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