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知远真乃神人。
他初见杨广之时，须发皆白，但转眼之间，他的头发，又全部变成为乌黑的色彩。
这一招先声夺人，果然是得道之士，莫测其高深。
如果说杨广刚开始只是遵照执行，杨坚的文化融合政策，只是去完成一项任务。
那当他亲眼见到王知远小露一手之后，便心生敬畏，他这才知道，世外高人，确实不可轻侮。
而玄之又玄的道家的道与术，也确实颇有门道。
于是，杨广心悦诚服地执弟子之礼，让其主持江都城的玉清玄观。
这也从政府层面强化了王知远江南第一道士的地位。
这种神迹记载于正史之上，包括佛教刚开始在中原和江南传播时，其核心人物，都会留下很多口耳相传的神迹。
唯有遥远而神秘的未知，才更有利于在民众层面形成震慑力，并强化其信仰。
神迹或许是真实存在的，又或者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达到的。
但这种神迹对于任何一个以信仰为主的集团来说，都是必要的。
晋王杨广非常顺利地和江南的道教集团打成一片，加上其从小所受儒家的教导，他本人又是当世一流的文士，他从最根本之处，从最真实的一面，和江南的士人和文化相融相汇。
杨广远自江北而来，他对江南的传统文化的接受，由被动到主动，再到自觉自发，一路走来，他真正成了半个江人人士。
接受一个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受其语言和文字，当年东晋宰相王导，就可以操着一口流利而熟练的江南吴语。
杨广不遑多让，他的正妃是江南萧梁的皇族，他久镇江南，为了融入江南的士人圈子，他也很快以一口软侬香甜的吴语，混迹于江南士林。
这为杨广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号召力。
但对于佛教的招抚，杨广走过了一段崎岖的路。
佛教在江南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并且得到政府的明令支持。
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于同泰寺为寺奴，然后由大臣出钱亿万将其赎回。
陈后主也曾东施效颦，隐然遵奉佛教为国教。
有了皇帝的神光加持，佛教已隐然成了和皇权对并肩的，第二极的力量。
虽然还远远达不到政教合一，控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政治，经济，但在江南的朝野之中，却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汉化和本土化的佛教在江南已成为文化基因，渗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了。
相对于北周武帝的灭佛，佛教在江南由政府从上至下的推崇，已达到其影响力的巅峰。
但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万物自然之理。
江南佛教迎来了一次极大的危机。
隋朝第一次平陈，对其京城建康作了摧毁式的破坏，杨坚将建康的建筑物全部毁坏推倒，重新让其恢复耕地状态。
建康城的佛教久佛教寺院，同样面临了灭顶之灾，一时之间，金陵土崩，师徒云散。
这对于将佛教经济和寺院集中于建康的江南佛教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即使是江南佛教首领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也只能远避建康这个是非之地，而策杖荆湘，划迹云峰。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杨坚的江南政策过于简单粗暴，直接弱化或夺取了江南豪族的传统利益，
江南很快叛乱重生，战火重起。
虽然这些蜂起的割据和叛乱，很快被杨素平息，但这次全面的叛乱，直接改变了隋朝对江南的治理政策。
那就是由简单粗暴的管控，走向文化共融，和谐发展。
而佛教作为第二极的力量，是必然要被纳入共融的文化圈子的。
杨广就是这个实际的操控者。
天台宗智者大师作为江南佛教领袖，天然地处于杨广必须要笼络和安抚的对象。
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三个字：自主性。
杨广想将智者大师延入江都四道场的慧日道场，这样佛教就是政府羽翼之下，直接管控下的一种皇家流派，核心是佛教屈从于皇权，是赤裸裸为皇权服务的宗教流派。
佛教可以发展，甚至可以野蛮生长，但是，他不能成为和世俗政权相平等的力量。
这个理念，是杨坚以及隋朝的国策，也是历代中国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和底线。
智者大师的想法显然不同。
他处于佛教最好的年代，甚至于形成了一种可以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错觉。
既然连当朝皇帝都要到寺庙施舍自身，如果不是隋军的渡江南来，说不定佛教在江南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天台宗的开派祖师，智者大师的眼光穿越过往的历史，他甚至能看到往后千年，佛教的如日中天。
也许他希望开创一个政教合一的政体，或者，他至少想保持佛教独立发展的地位，让佛教成为独立于皇权之外，有系统修行、法规和法门的人世间最重要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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