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不能也不想成为杨广笼中的金丝鸟。
这就是历史上“三请四愿”的原因。
杨广需要延请智者大师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场，他表现了虔诚的热情和执着，除了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熏陶，深知其对于民众的教化和指引以外，这也是他江南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
但是，他延请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在政府的羽翼之下，让佛教明白无误地服务于当时政体。
杨广先颁发了一道宣言，认为现时佛教在江南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他自己愿意为佛教提供保持和支持。
他在文书中写道：“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杨广说了一通佛教徒们现时面临的艰难困境，但他将这种恶劣的局面，全部推到江南复叛的叛乱分子身上，却忽略了这都是隋朝政府，第一次和第二次平陈的直接后果。
杨广有意恢复佛教在江南的繁华，但智者大师却深切地知道，那已是明日黄花。
智者大师是僧人，但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陈国君臣给他的书和诏敕，就多达四十多件。
他在陈国，处于国师之位，陈宣帝认为他是“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
陈宣帝甚至将始丰县租调充作其僧人团的经费，这隐然是一个小王国的趋势。
也许在那一刻，智者大师在心中发愿，要让他的天台宗成为天下第一等的教派，成为可以和皇权相对等和抗衡的力量。
智者大师一直坚持他的初心，但他本人并没有成功做到这点，但在他死后，他的门人发扬光大，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的天台宗甚至在海外，比如海上岛国，日本开枝散叶，天台山国清寺，也成为其祖庭。
但在当时，杨广的延揽他主持江都慧日道场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杨广不止一次地执弟子之礼，连续在589年以后的三年，分别写信问安，并邀请其出山。
智者大师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在江南当朝执政的最高军政首脑，佛教也不具备真正直面对抗皇权的力量。
智者大师非常清醒，他亲眼见到了建康庙宇的轰然倒塌，也知道杨广在江都建立佛教二个道场的实际含义。
一入江都深似海，从此天台成绝响。
智者大师根本无意淌杨广这趟浑水。
他礼节性地推辞了三次，分别用了三种理由去婉拒杨广的邀约。
他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最终推举自己的同学，让他代替自己赴江都主持。
但这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杨广求才之心益坚，他要的是江南佛教首领的政治态度，他要的只是智者大师。
杨广的意志无法拒绝，智者大师即使本意不想来，也必需要来。
因为在智者大师这种级别的位置上，已不再代表他本人，他身后，是江南的佛教，是无数个利益团体和个人。
智者大师需要妥协。
绝对的权力之下，智者大师无法再加推辞，他遵循了世俗之中，事不过三的潜规则，答应赶赴江都，面见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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