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年后季，我到铁李川小学上学。
在我走进学校的那一年，只上了三年学的哥哥就辍学了。由于家里太穷，上学需要交几块钱的学费，父亲抱的态度是：谁能读进去书，就读；不能读，识个字就行了。姐姐比较聪明，父亲就让姐姐继续上；哥哥贪玩，父亲就让其回家，我和弟弟就顺理成章地上了学。
当时的学校只有一栋房子，没有院墙，也没有其他设施，教室门前是个比较大的场院。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前三年在我家门口村里上，后两年到宫河小学上学。
前三年记忆最深刻的老师就是班主任习惠如，他终年四季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脚上不穿袜子。他后来当铁李川小学校长，一直到去年退休。由于他几十年都在铁李川教学，川里的娃娃几乎都是他教出来的。
习惠如老师对学生抓得很严，不像有的学校有的班级，班主任还带头和学生玩打扑克的游戏。习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是，谁不好好学，或者学不会，他就硬打着教你。他经常给我们讲“悬梁夜读”和秀才考试、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目的让我们成为铁李川的秀才。为了管教我们，他在教育方式上有点暴力倾向之外，还有点不择手段，譬如为了让我们节省“铅笔”，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就让我们到场院的地上去写字算算术。当然，在地上写字的“铅笔”不会真正的铅笔，而是从废电池里挖出的黑芯子。那年月，即使废电池这个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每当需要到院里写字的时候，老师才把这有限的“铅笔”发给学生。而且每次在发笔之前，要求我们围绕他蹲个圈儿，然后他给每个学生往过发。
记得有一次，发到我跟前时，没了，我情急之下，一把夺过身边同学手里的“铅笔”，习老师见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命令让我在地上写字，还要写好。我就乖乖地按照他的意思，在地上划一个方格，在方格里划上横线，然后在在横线上写了起来。
尽管那时候笔墨纸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限，但是作为农村孩子，总有一些办法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缺陷，当时在老师的启发和带动下，铁李川的学生，没有人不经历这种原始的学习方式。
习老师给我们讲语文算术的同时，还讲一讲发生在我们合水县的故事，譬如“太白夺枪”故事，譬如在马莲河畔挖出了“黄河古象”化石的故事，当然还有铁拐李在铁李川悬壶济世的故事，可以说，儿时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逐渐了解了我的村庄。也在故事中，我的心一次次的越过群山，像天空翱翔的小鸟一样飞向了远方。
有时候，在和伙伴玩耍时，我们还利用起了故事中的情景——玩起了“太白夺枪”的游戏，我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英雄，带着野性十足的伙伴，对着躲在山洼里的“敌人”，以树枝当枪使，打了起来。打到最后，就是短兵相接的肉搏。谁被扑倒，谁就举手投降。我们玩的逼真，玩的热闹，惹得村里的狗儿眼红，都跟着我们跑得不停。
对英雄的模仿使我在伙伴的群体中逐渐有了威信，用一个文绉绉的词来形容，就是成了“孩子王”。
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孩子王”很没面子——那是因为爷爷的一次“偷粮”事件。从我记事起，我发现爷爷就是个瘸子，据说他当年从桑树掉下来之后摔坏了腿，由于没有钱治病，让其自然愈合，最后腿就瘸了。因为他行动不便，生产队就安排他看麦场。那时候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为了接济我们全家的口粮，就利用看场的便利，就把场里的麦子装了一点。
在他偷偷装麦子的同时，被滨娃发现了。滨娃是我村上的农民，路过麦场时发现了爷爷的事儿，就偷偷躲在麦场对面的高粱地里盯了起来，待爷爷背着粮食口袋要离开时，滨娃给生产队队长举报了。
针对爷爷偷粮食的行为，生产队专门开了群众大会。那年月，一旦那个生产队要召开群众大会，学校的学生都要参加。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听到老师吹口哨，喊集合，要带我们去会场。当时，群众大会就在蒲河对面的宫河村。
正当我们列好队伍准备出发时，押送爷爷的队伍过来了。透过紧跟的人群，我看见爷爷双手被反剪、脖子上带着一个写着“偷粮贼”的牌子走了过来。我感到一股耻辱感朝我戳来，忙左右瞥了一下，生怕有人认出。
但偏偏就有同学高声叫道：“啊呀，是李小峰的爷爷，偷粮贼。”
随着这一声，同学的目光立即齐刷刷地看向我。有的前倾，有的后仰，都试图从学生队伍中看到我。尽管带队的老师冷着声音在制止，喊他们别出声，站好队形，但毕竟是娃娃，老师再怎么维护我的尊严，都遏制不了他们的好奇心。
看到这情形，我低着头，不敢看爷爷的背影，也不敢正视同学，好像那“偷粮贼”的牌子就挂在了我的脊背上，压得我心里喘不过气起来。在那一刻，我感到我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因为我心里有了这样一个信念：这辈子就是饿死，都不去偷粮！我要当个“成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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