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上班，苏山月就来到徐生洲办公室。
徐生洲放下手里的文件：“有事？”
苏山月道：“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辞去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集中精力做好学生工作处副处长的各项工作。”
“为什么？”
徐生洲既吃惊又好奇。
昨天他已经说的很清楚，以后学校会重教学科研、轻政务管理。学科建设办公室虽然是管理部门，但还挂着“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牌子，苏山月是蓟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之前科研也做的不错，完全可以在担任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同时，兼顾自己的专业。又或者在恰当的时候转换角色，重归科研老本行。
当学生工作处的副处长？
那就等于是放弃自己的学术之路。
苏山月笑道：“校长你不是说要逐步清理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么？我考虑到自身精力有限，难以二者兼顾，就主动请辞其一。”
徐生洲摆摆手：“这我知道，学校对于清理身兼多职也会一以贯之。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会辞去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而保留学生工作处副处长的职务？你本身是高等教育学博士，在‘专升本’、院校合并等专项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好，本来我还打算让你主持学科建设办公室工作的。”
苏山月掠掠额头的碎发：“其实我也犹豫过，所以昨天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应你。我回去仔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学生工作处副处长的职务。原因有三，第一个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之前兜兜转转，不停地试错，耽误了太多时间，已经错过搞科研的黄金时间。你现在让我搞学术，当然也能搞，但得使出吃奶的劲儿才行。而且一想到自己的同行是二十多岁的博士、三十多岁的副教授、四十多岁的教授，就觉得心灰意冷。”
徐生洲道：“我本科读计算机专业，在上通信原理课的时候，老师曾给我们说起过一位大牛埃尔达尔·阿里坎（Erdal Arikan），是土鸡国人，在麻省理工拿到博士学位后，1987年回到土鸡国，在一所刚成立不久的私立院校毕尔肯大学任教。此后二十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07年他49岁的时候提出信道极化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信道编码方式Polar Code，破解了香农信息论领域尘封近60年的难题，才一举成名，2019年获得有‘信息科学的诺贝尔奖’之称的香农奖。所以说，闻道有先后，出名有早晚，倒也不必纠结于年龄大小。”
苏山月轻笑道：“谢谢校长的宽慰。但大器晚成终究是少数，年少成名才是常态，不是吗？”
作为年少成名的典范，徐生洲确实不好反驳。
苏山月又道：“第二个原因是今后的学科建设不仅涉及本科教学，更多涉及全校的学科规划、博士点硕士点的建设、实体研究机构的设立等等，干这种活儿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C9名校的理工科博士，或者京师大、华师大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教育学博士。像我一直在普通院校读书，读博之前都不知道全国学科评估、国家重点学科为何物，对学科建设确实关注不多，也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不能尸位素餐。”
徐生洲道：“没准儿你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得更清楚。”
苏山月没有反驳，只是接着说道：“第三个原因就是跟我之前的两段工作经历有关，一个是教村里的小学，一个是教市里的重点高中，都是做学生的工作。现在到了咱们学校，我还是想跟学生们在一起。怎么说呢？我觉得不到20岁的年轻人有无限可能，高中走错了一步不要紧，未来还很长，关键是不要继续犯错。不知道徐校长有没有看过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
徐生洲作为一个纯血理工男，还真没看过这本书。
苏山月能够理解他的短板：“简单来说，就是很多小孩儿在麦田里玩，但麦田边上有个悬崖，我呢，就坐在悬崖边上守着，防止他们越界坠入深渊。——现在学校发展很好，但很多学生素质跟不上，旷课作弊、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等行为时有发生，必须得有个人守着他们，防止他们越界。而我，愿意做这个守望者。”
徐生洲顿时对苏山月刮目相看：“了不起！”
苏山月笑了笑：“我知道我对学生管理的手段有些过激，让很多学生怨声载道，觉得我不近人情，甚至说我是心理扭曲。但不管他们怎么说，只要他们在校期间不出恶性事故，只要一届有一两个、三五个学生能从泥沼里走出来，我觉得我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徐生洲道：“学校支持你对学生从严管理。相信随着本科专业的逐步设立，学校一步步压缩专科生占比，学生也会越来越便于管理。只是希望你在从事学生工作的同时，不要忘了你的专业，记得隔三差五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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