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意报复，便联络密友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之事。
崇祯令五府九卿科道官审议此桉，掌五军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没有摸清皇上要借此严惩薛国观的心意，竟从轻议处。
请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
崇祯预料科道官必定上疏严纠，但是科道官慑于薛国观是内阁首辅多缄口不言，只有给事中一人上疏，一面批评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诋藐肆妒忌。
这无异于隔靴搔痒。
崇祯大为不满，把奏疏丢到地上，骂道：“成何纠疏!”
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祯、傅永淳的“请令”，前夺薛国观的职务，放归故里。
薛国观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皇帝对他还颇为卷顾，出京是依然--副宰相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
东厂侦知后，当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迫其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事实，牵连傅永淳、蔡奕琛等十一人。
崇祯以为受贿有据，下旨把王陛彦处死，遣使逮捕薛国观。
薛国观返京后，自以为必不至于处死，晚上监刑官进门时，他还在酣睡。
看到来人都穿绯衣，才蹶然醒悟，必死无疑。
仓皇间觅小帽不得，取随从奴仆帽戴上，狼狈不堪地接旨。
“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只能下意识的叩头，口中已不能出声。
临终时叹了一口气：“吴昌时杀我!”
薛国观便遵旨上吊自尽。
悬梁两日后，崇祯才准许家属收尸。
虽然温体仁不在朝廷，但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一个标签“孤臣”的人，背地里结党的势力绝不是崇祯能想象出来的。
其实温体仁之后，思宗对于内阁辅臣不能为他分优，力挽狂澜，而热中于结党营私，深为不满。
薛国观不识时务，仍旧重蹈覆辙沿袭温体仁主义，亦步亦趋，使政局愈发紊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皇帝大可名正言顺的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悬坐他贪赃之罪(罚赃银九千两，没人田地六百亩)，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
故而崇祯思来想去，决定要把被罢官的周延儒重新提拔到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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