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答案，根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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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纳兰性德。
到目前为止，这个系列仅仅提到了一次清朝的文祸，应该说，这是很违和的。
说到“文祸”两个字，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朝。
以异族而主神州，清人从开始就抱着极大的警惕，文网之密、文案之多、手段之狠、力度之大，皆为前所无有，毫不夸张的说，“文网”这东西，正如同“封建帝制”一样，在清人手中，达到了我国数千年来的最高峰。故章太炎作《讨满族檄》，数清廷十罪，特列“反唇腹诽，皆肆市朝”与“焚毁旧籍，靡不烧灭”二罪于内。
关于清人为何如此偏爱文字狱，为何频繁大兴文字狱，正规的口径一向是：这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是为了奴化汉人思想……然而，我也一向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
因为，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为什么汉人政权的朱明是我国文祸史上在清朝以前最为奇峻险拔的一座高峰，解释不了为什么还在打仗的康熙年间反而文祸甚少，天下大定的乾隆年间才开创了文祸史的新纪元……
为什么只发生在清朝？这种说法，没法解释。
须知，上面的理由，完全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身上……但事实却是，清朝才是例外，是异类，是“thEONE”
自永嘉以降，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中原，甚至消灭掉南方汉人政权混一宇内的次数，一掌难数，但如清朝那样的深挖细找、缜密无遗，在历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却是绝无仅有，多数情况下，来自北方的统治者们皆如章太炎的评价：“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
从北魏开始，一直到辽、金、元诸代，文祸难寻，虽然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传说，但认真梳理之后，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这么三项。
……北魏崔浩史案、辽萧观音私伶官案、金张钧罪已诏案。
萧观音案与张钧案上文已述，那很明显只是皇族的内斗，借题发挥，至于崔浩案，也更多的是鲜卑军事贵族们对北魏汉化政策的反弹，是新老贵人间的战争。（崔浩事详见《文祸—流遍了，郊原血》篇，此处不再赘述。）除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很难再找到其它的事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并不在乎治下的文人们在说什么，在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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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然有熙雍之治，字句皆无忌惮，又曰‘不讳体’”
这句话，是朱权说的。
他是朱元璋十六子，长音律，自号丹丘先生，尝着《太和正音谱》，定新乐府体一十五家，其中的第五家即“盛元体”。许以“字句皆无忌惮”，可说一语中的。
元人治世，让文人看不懂的地方很多，比如他们重祭孔，重四书，却废了科举，不以文字取士。比如他们极为防范民变，却独松文网。在元人文字当中，“夷、狄、胡、蕃”这样的写法比比皆是，如果放到明清，可以说满街都是“讪谤、讳碍”之文。宋朝的遗老们可以公开表示对宋朝的怀念，并且这还不妨碍他们继续安居官位，类似嘲笑皇帝的《高祖还乡》，抨击政治黑暗的《窦娥冤》这样的杂剧，都可以大摇大摆的上演，刊行，与清人那种缜密无遗，有杀错没放过的文网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但这却不能令我感到欢欣。
鲁迅先生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而每当我阅读元朝的历史资料时，我总会想到这句话，总会在幻觉中看到一个人，他一边漫不经心的抠着鼻子，一边随意的挥着手，对下面跪着的人吩咐：
“……只要他们手里没刀，想说什么，都随他娘便！”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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