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百日维新，其宗旨便是发展工业和君王立宪，试图从制度上让中国强大起来。然而……一，当时当权的是慈禧，君主立宪动了慈禧最大的奶酪。二，他们不明白的是，即便君主立宪，不过恢复到了明朝的内阁制度，是一种伪君主立宪，于事无补。三，他们还忽视了一条，清朝是满人统治国家，从建国时便一直防范着汉人。
于是这次不顾实际情况，近乎于空谈的变法迅速失败。但制度改革也是中国所需要的，老子做皇帝，儿子还是做皇帝，孙子继续做皇帝，加上集中制与权贵联姻，权利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财富也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至少这种世袭制度不能再沿用了。
清朝灭亡了，民国也在搞改革，特别是民国初年，先是共和制度，结果因为缺乏强力的领导，军阀混战，中国虚弱，日本侵华。但也是必须的，权利无外乎就是决策、审议、执行，外加一个监督，为什么历朝历代先盛后衰，主要是超级集权后，监督不够严厉，虽然有一些监督官员，如御史，中国现在相关的监督部门更多了。但都是‘自己人’，监督同样不彻底，只有进一步分权，互相监督才是彻底的监督。
但也不要仿效美国，中国儒家很早就提出中庸，不是让人装平庸，而是择其最佳的平衡点，放在这里，则是取其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点，再加上因时制宜的调剂就可以了。
如刘邦进入关中，约法三章得天下，因为秦法苛刻故。诸葛亮治蜀法竣律苛，而民大悦，由是抗衡魏吴，因为东汉法已弛，这就是调剂。中国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良性的调剂。
还有一场运动，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化思想运动，他们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改变中国，中国才有希望，鲁迅写了许多文章，就是这个运动下的产物。但是他们做得太极端，连汉字都想打倒，加上那种乱世，哪能成功？
但确实，中国是需要一些思想与文化上的改革了。至少官员是真正的领导，领着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向导，而不是视万物黎民为刍狗的天。
再到光头强时代，后来有许多国粉，确实他们在抗战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可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另一面，超超超级的腐败，不提柳叶圩地区一些老人对国军的印象，就说举世所知的四大家族，又干了什么事！也包括战神薛岳……
光头强能力也不行，日本正式侵华前，他还有许多时间整顿中国，做到了没有？不要说这个那个的原因，太祖起点更低，局面也更困难，时间也更短，但将中国拧在一起了。
若是让光头强得势，说不定现在中国还在搞军阀混战呢。
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工业，甚至牺牲了农民，然后改革，改革一是开始重视人性自私的一面与动力，提出多劳多得，促进了生产力，还有就是进一步重视科技，提出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
然而无论工业、农业，都需要商人盘活它们。有了科技，也需要企业家将它发挥出经济效益。创造出效益，才会有更好的财政反馈给国家、社会，回馈给科技研发，否则工业农业就是一滩死水，科技也因为缺乏研究资金，迅速落后。商人与企业家总体来说，是逐利而行的一个群体，但国家确实离不开他们，特别是这时候，更需要商人与企业家将计划经济的死水搅活起来。
李默所想的这些，不是眼下的政策，也不是九二后的政策。
他想的需要，是进一步给国内商人与私人企业一个公平的环境、政策、法律与税务。
九二后，正式放开私企了，但各方面继续的不公平、继续在灰色的环境下成长着。
反观所谓的同胞们，86年王安拥有二十亿美元的财富，为华人首富。
随后港台出现了多少超级富豪？
若是没有大陆这些政策的照顾，如富士康的郭台铭，他们能将企业发展起来吗，能获得大量的财富吗？
但这个观点太激进，上面许多老人还想着马大胡子呢。
李默不敢说了。
实际真说了，也没有多大的关系。铁书记就是以搞经济见长的，并且李默疏忽的是，不久，他就要调到京都。以他的智慧，同样地也感到了这方面的欠缺，因此才问了这个问题。
然而政治挂帅的大环境下，李默怂了，他含糊地说：“是有一些商人与企业家为了利润，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其实国家也有责任。明朝不禁海，像宋朝哪样，东南商人还会不会与倭寇勾结？国家需要这个群体，同时国家也有引导的责任。如眼下的，不请官员吃喝，不送他们的礼，就办不成事，让商人如何遵纪守法？”
但有一条，李默没有说。
美国的一些做法，便是最好的借鉴。
虽然漏洞百出，不过他们将公益与免税挂钩，确实造成了大多数富人热衷于一些慈善活动。
严格的个税与遗产税，多少减少了贫富悬差的分化。
但前面说说还可以，后面若是说出来，李默能让一群二代立马干掉，铁书记若是采纳执行，也立马下台。
“小李，你说的意思是，不能完全相信商人的品德，但国家有引导的责任，也有能力将他们引向好的一面？”
铁书记追问，李默追得有些害怕了。
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他以前时常嘲讽官员，但有嘲讽的理由，然而这些答得不好，就能犯下“原则性”的错误……有些小牢骚，上面是能忍受的，路线性的错误，上面是不会忍受的，他可不想在九二之前，就被列入清算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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