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星知道法国有很多着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的时间就能够逐一了解这些人物。他最想了解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因为他们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人类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他很想参观他们的故居，却没有办法在巴黎找到。通过了解，他们的墓地都迁入了先贤祠。
先贤祠建筑平面成希腊十字形，长100米，宽84米，高83米。设计非常大胆，柱细墙薄，加上上部巨大的采光窗和雕饰精美的柱头，室内空间显得非常轻快优雅。沿着正面的一道台阶可进入这座圣殿的门廊。廊前有22根立柱支撑着三角楣。1831年，大卫·当杰斯在这块三角楣上创作了浮雕《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下面是着名的铭文：“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巍峨的圆顶笼罩了整座建筑。围绕园顶的底座装饰着一条考林辛式柱廊。本堂与侧廊之间，用华丽的科林斯式柱廊分割。由22根柱子组成的巨大柱廊耸峙在台阶上，柱高19米，配置方式奇特。柱廊上立三角形山墙。本堂与侧廊之间的上部设计一反传统基督教教堂的作法，不用拱顶，而用带帆拱的扁平穹顶。中央穹顶是立面最突出的部分，直径达21米，有三重结构。内层穹顶上开圆洞，空间直达中层穹窿，其顶离地近70米。穹顶外包铅皮，由高大的鼓座承托。鼓座外部环绕科林斯柱廊，由于柱身比例纤细而且根根独立，因此显得秀美有余而雄浑不足。
龙星通过导游了解到先贤祠，它始建于1744年，曾名为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当初是法王路易十五感主恩所设。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注定，建成之日教堂恰逢如火如荼的法兰西大革命。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世俗与宗教的权威皆消失殆尽。于是圣日内维耶大教堂抛弃了上帝，摇身变为“祖国和自由的祭坛”，并更名为“先贤祠”。之后几年间，革命家米拉波、启蒙思想巨人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灵柩，相继迁徙于此。在远处看先贤祠，它给人最初的感觉有些许的失落。因为它是一座谈不上宏伟，淡灰色的建筑，孤零零的栖身于一个狭小的广场里。在周围稀稀落落的行人、及古老的巴黎大学衬托下，空气中弥漫着一缕静穆的气氛。先贤祠的正厅与普通的教堂在结构上并无多大分别：不熄的烛火、空旷的大厅、还有那些精美的雕塑、壁画，只是少了一排排的桌椅。巨型的墙画悬于四壁，龙星觉得其内容颇为陌生。但有那么几幅，应是圣女贞德的故事。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手艺，把这明眸皓齿的少女在牧羊时期的恬静可爱、战争时期的庄严肃穆、临刑时的坚定决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若是上厅下的地宫，幽暗且无声息，若有若无的凉风使得游客有些不能自抑的紧张。待到发现四周皆是游人、才慢慢归于平静。其实这儿的墓室、棺柩一点也不可怖。介绍里的名人照片、熟悉得仿如昨日的朋友，让人不由自主地亲近。
栖身于先贤祠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条件非常苛刻。许多享誉世界的伟人，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笛卡尔，至今仍不得其门。即便是有幸入室的伟人、通常也很难觅到一个宽敞的位置。所以卢梭与伏尔泰堪称是备极哀荣。这两位思想家葬于最显要的位置，并各自享有一个偌大的墓室。卢梭棺木上镌刻的“自然与真理之人”的谥语，伏尔泰的悼词也很简洁：“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在当时的革命年代，法兰西人对启蒙思想巨匠的尊崇无以复加，因此两人的殊荣并不具有太多的奇怪。但卢梭恰巧与伏尔泰面对面，倒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两个生前的对头，死后却不得不长相厮守。置身于这般的场景，想象着左翼、平等、革命与右翼、自由、渐进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面面相对，仿佛触摸到了法兰西民族最深处矛盾又谐和的灵魂。当然、这般神圣的地方、科学家也理当有一席之地。例如居里夫妇，以及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俭朴的墓室、简单的介绍、一如他们平实无华的品质。祠里深处，多是二人一室、四人一室。先贤祠中还镌刻着很多寂寂无名爱国者的名字，例如一战二战捐躯的烈士。倘佯许久、感触良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长眠于此的伟人，没有华丽的言词、无需传奇的经历、却因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赢得了世人的崇敬。而许多当时的权贵富豪、富则富矣、贵则贵矣，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无人听闻。尊重先贤、是一个民族所应有的品质。法兰西人因这些先贤而光荣，而这些先贤又何尝不庆幸生于这片土地。法国人对于入葬者的选择非常严格，甚至于苛刻，真正是宁缺勿滥。今天，先贤祠的所有入葬者都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伟人们往往都是逝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迁葬进来。而在大革命中匆匆入葬的革命先贤，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又被迁往他处安身。法兰西有着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代表着这样历史文化的伟人自然是群星璀璨，可先贤祠至今入葬的只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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