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星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曾经非常关注苏联的工业化。他认为苏联的工业化可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借鉴意义。既然有机会来俄罗斯，他就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他和一些俄罗斯学着进行了交流。经过交流，他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和启示。
俄罗斯学着介绍了苏联工业化的背景：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国家全部产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当时俄国的工业产品产量和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俄国不仅在经济技术上要依赖于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机械设备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已属落后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给苏维埃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总数达390亿金卢布，超过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1920年，工业产品只有战前的14%，农业状况更加严重，其产量只及战前的60%。
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工厂停产和粮食奇缺，引起了失业和饥荒。1920—1921年，全国就约有3300万人面临饥饿和死亡。
显而易见，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苏维埃俄国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
然而恢复国民经济，只意味着要达到1913年的水平，达到一个仍然是落后国家的水平。要使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彻底“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
列宁曾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收成丰盛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兴旺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和“恢复”重工业，这是列宁从分析苏俄的国情，分析苏俄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得出的结论。
有些中国学者总是对苏联的工业化持有片面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不管农民的死活的做法。龙星则认为：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如果离开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国情，离开苏联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谈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评价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未能发展起来的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非常落后。1928年重工业只及轻工业一半的比重，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大于工业。按照列宁的“要挽救俄国”就要“挽救重工业”否则“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地位”的思想，重工业的发展显然是不适应要求的。况且，恢复起来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落后，它阻碍着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谈不到能使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得到改造和进一步发展。只有迅速地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使苏维埃国家从落后的状态中，走上工业现代化的轨道。而重工业，就是这种基础的实质。没有它，要想对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没有它，要想把落后的俄国国民经济部门装备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只有把重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在经济上才不至于依赖外国，才能够保持苏维埃国家政治上的独立性，扞卫住苏维埃制度。否则就会带来相反的后果，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既供给了我们装备和机器，那它们就能向我们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基本柱石”的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还是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的。
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资本主义世界在对待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继续实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政策，“不认承”苏维埃国家；另一种主张同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但是，不论前者或后者，它们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事实上，帝国主义大国首脑和垄断巨头们，每时每刻都在打苏维埃国家的算盘。在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向苏维埃国家进攻的同时，随时都准备着用战争的手段来搞垮它。只要他们认为有了这种机会和可能，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与其势不两立的苏维埃国家。只有迅速地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只有苏联自己拥有极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够击败帝国主义外交和经济上的进攻，才能够随时击败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才能够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主的发展，才能把国防力量增强到足以扞卫伟大革命成果的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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